本节将讲到大明朝三个极富理性化的太监：王振、汪直、刘瑾。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

明代的划分如果按照时间段来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正统年标志着明王朝已经进入了中期，万历三大征的结束基本标志着明王朝驶入了它的晚期，这是从时间段来划分；如果从君臣关系来划分，明王朝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洪武到永乐是文臣被压制的时期，仁宣两朝是君臣融洽的时期，从正统年间开始一直到明王朝灭亡这大段时间都是君臣斗争的时期。

正统初年的一切虽然都按照仁宣两朝的惯性往前走，但我们的王朝已经偏离了它的轨道，也许多年后人们仍在思索造成这种偏差的原由究竟是什么？是皇帝的教育问题，还是三杨的无能，或者是小皇帝的天性，或许这些都不是主因，宣德朝以后文官行为方式的变化才是主因。

正统年是帝国的转折点，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在此后全面爆发，三杨在世的时候尚能维持一种平衡，三杨一死局面再无挽回的可能。

我们的宣德朝在它的表面平静下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吏治腐败、军队退化的战斗力、周边民族的虎视眈眈、土地兼并、流民四起，这些问题在宣德末年已经出现，我们的宣德皇帝虽然也曾整治过此类问题，但他更试图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诸如此类问题，而且我们的这位宣德皇帝似乎对宫廷生活关注更多。通过这些读者可以感受到仁宣两朝的平静是暂时的，洪武、永乐两任皇帝过份压制的问题在后世宽松的环境下必然又将出现，而这也清楚地表明宣德朝以后的政治走向似乎又将重回洪武与永乐的政治脉络。

面对吏治腐败、军事危机、土地兼并、流民问题三杨自然无能为力，无论是杨士奇，还是杨荣、杨溥，他们只能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辅以润滑的作用，到了政治出现拐弯的时候他们却手足无措。有才干的一代文臣皆在靖难之役中死去，永乐时代留下的皆是一帮平庸之辈，而三杨以后的文官又皆是矫揉造作、文过饰非之人，可以说当朱棣带着他的队伍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就标志着一个精英已死的时代。

三杨既然无能为力，后辈又是自以为是之人，这个重任落在了两个愤青身上，他们是大愤青王振和小愤青朱祁镇。

王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佼佼者。王振是山西人，在当地大约是一个县治下的教谕，朱棣在位的时候为了给宫女授课说服了一批儒生尽身入宫，王振便是其一。王振的身上集中了一些特殊的基因，这种基因甚至影响到了小皇帝朱祁镇，最终使得我们帝国的脉搏居然也随同跳动。

王振来源于底层，体会了底层民众的艰苦，他对这个世道有了更多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愤世嫉俗。他不喜欢文人政治，他更推崇洪武、永乐的那种武人政治，他对洪熙、宣德两朝的政策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吏治要严、刑法要苛，对于明朝势力从安南撤退更是他所不能认同的。虽然王振怀揣着伟大的理想抱负，但只作为一个教谕的他却不具备实现这些理想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些抱负，他最终走上了这条路。入宫后，他抓住了一个能实现此等理想抱负的救命稻草，那就是皇太子朱祁镇，王振负担起了小皇子的教育问题，他便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着他的思想与理论。

明代有“经筵”一说，“经筵”就是让有名望的大儒担当皇子的教育，这既是帝国的一件大事，更是儒生的一件大事。天朝的儒生们挖空心思也要把这一工作控制在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皇位的继承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从而使得他们在成年后跟他们保持一致。很不幸，朱祁镇的教育问题文人没有控制住，反而被宦官王振抓住了，从这一刻起明王朝的政治轨道开始偏离文人政治的方向，无论后世之人如何辱骂三杨，我们的帝国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偏差。

小小的朱祁镇对三杨的讲课丝毫不感兴趣，他更喜欢王振给他讲外面的世界，讲民间的生活，他更喜欢王振带着他骑马射箭，而我们的王振同志也若隐若无的告诉皇帝，你要掌握住兵马，文官并不可信。而掌握兵马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狩猎、经常出巡、经常巡阅军队，乃至亲征。

朱祁镇登基后，王振看到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这一天到来了，他要凭一己之力扭转仁宣两朝的政治走向，他要用他的辣手重新还给大明王朝一个朗朗乾坤，无论这种朗朗乾坤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我们这位宦官的确这样做了。

太皇太后和英国公张辅对于政事撒手不管，三杨对于政事又是消极应付，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了王振的头上，从正统元年起这位宦官似乎就开始在帝国扮演重要角色。

王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派宫内宦官前往各地采购。我们知道宣德皇帝是个好玩的皇帝，他曾让宫中太监前往各地搜集珍奇的玩意儿，也为此杖毙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太监，而英宗登基后，王振开始禁止宫内太监从事这些采购，成功的将宣德朝的这一弊病消于无形之中。

面对权力出现了真空，王振开始主导官吏的任用。针对三杨即将退去的情况，王振也有考虑，王振曾征询过三杨谁能接替他们的位置，三杨举荐了陈循、高谷、苗衷三人，王振对此也欣然接受，但这三人也皆是平庸之辈，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显赫政绩。王振对于干练的官吏也多赏识、提用，对于出现问题的官吏处罚起来也毫不留情面，可以说正统初年在王振的主政下政局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但我们的王朝毕竟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这跟我们的礼法不容。

王振既是宦官，又有文化，这是他的双重优势，在英宗很小的时候，宣德皇帝就派王振入东宫担当起小皇子的教育问题，王振对英宗要求很苛刻，他不允许其他太监跟英宗过份玩耍，也一再告诫英宗应以学业为主，而英宗对王振却颇为忌惮，他不敢在王振面前公开玩耍，当他玩耍被王振发现时他会低下头表示认错。

我们的英宗皇帝非常单纯、非常善良，他没有洪武、永乐的那种手腕，也没有建文、洪熙、宣德的那种心思，他废除了殉葬制度，也正因为他是那么单纯，所以显得信心不足，他能依靠的只有王振，如果没有王振，我们的这位小皇帝真不知道会怎么过。

不仅如此，王振还让小皇帝告诉太皇太后不要经常去佛堂，最好将佛像供奉在宫里面。王振对于阁臣也是极为尊敬，每次去内阁都是让别人叫了几遍才进去，进去后也是恭恭敬敬的站在那里，三杨的建议王振也大多能接受。无论是太皇太后还是三杨似乎对王振都能接受，他们也需要王振充当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除此之外，王振还是一个好战分子。

明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辽东、云南、贵州纳入中华版图，且设省，虽然这三省在元代已经进入中华版图，但那只是一种松散的控制，有明一代才算是真正控制起来。这其中最后进入版图的是云南，而云南最后平定的是麓川这个地方，麓川位于云南的西南部，与缅甸接壤。麓川平定后，朱元璋在这个地方设置宣慰使司，实行土司自治的制度。

明廷对西南土司实行的策略一直是分而治之，也就是将大土司辖地分给几个小土司治理，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被夺去领土的大土司当然不愿意，所以土司之间互相攻伐也是常有之事件，而地方官员和将军急于建立军功，所以很多情况下由于一些偶然小事件引发大的冲突事件在整个明王朝是时常发生的，为此中央政府耗费巨大财力、人力、物力，同时也给西南的少数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虽然朱元璋在麓川设立宣慰使司，但到了建文年间，麓川土司任氏家族大部分封地皆被剥夺转而分给其他土司，从宣德三年开始任氏家族就开始试图通过战争收复失地，到了正统年间麓川宣慰使任思发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了明政府的忍受力，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

正统六年（1441年），英宗命定西伯蒋贵挂平南将军印，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征调京营、湖广、四川、两广共计十五万兵马。大军强渡怒江、破象阵，会师腾冲，接着一举攻下麓川王城，思任发父子进入缅甸，官军得胜而归。

逃入缅甸的思任发、思机法父子很快死灰复燃，正统八年英宗第二次派蒋贵、王骥征麓川，此次将麓川宣慰使又一分为三。

正统十三年战事又起，这次是思任发的儿子和孙子在边境上惹事，英宗第三次派蒋贵、王骥统率十三万大军入滇，而此时距土木堡之变仅一年。

可以说明廷三次用兵除第一次有效果外，其他两次皆毫无意义，我们也可以看出朝廷的方略一直是以战为主，那么在帝国面临天灾和起义情况下为何还要如此，这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英宗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王振，王振企图恢复以武立国的传统，当然对征伐这种事情感兴趣。另外一个深层次原因是朝廷担忧云南出现跟安南一样的局面，此种担忧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毕竟我们的着眼点要从今代拉回那个时代。

从云南地方部队陷入战斗起，这场发端于滇西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十年，给明王朝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也使云南地方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明王朝好不容易在宣德朝从过去那种负担中摆脱出来，正统年间一切似乎回到起点，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正当人们对正统年所有的一切手忙脚乱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悄悄爆发。

当永乐皇帝在北征蒙古途中死去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帝国放弃了它的干涉主义，但仅仅过了十年，漠北形势就是风起云涌。

国初蒙古部落一分为三，从东到西是兀良哈、鞑靼、瓦剌。挨着喜峰口的兀良哈三卫内附大明朝，另外就是东面的鞑靼部和西面的瓦剌部，鞑靼部继承了铁木真的黄金家族血脉，仍旧以游牧为主，保持着蒙古人的传统习俗，西面的瓦剌属于山地森林蒙古族，以渔猎为主。大明建国后仍是把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作为打击的对象，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黄金家族重新统一蒙古，所以黄金家族一直是明王朝打击的目标，到了宣德年间，奄奄一息的黄金家族再也承担不起振兴蒙古的责任，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明王朝对黄金部落持续不断打击下，瓦剌部却在积蓄力量。从宣德年间起瓦剌部的杰出领袖脱欢就逐渐蚕食瓦剌各部，接着又将手伸向了鞑靼部，而宣德年已放弃了永乐时代的那种对外扩张政策，明廷对于脱欢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表现出过强的干涉性，脱欢是最终想统一蒙古各部重建铁木真的辉煌。但蒙古人只承认黄金家族，在他们眼里铁木真只有一个，黄金家族只有一个，在此种形势下脱欢必须找一个人，一个能号召全局的人，他找到了脱脱不花。

脱脱不花是大草原上黄金家族的继承人，脱欢依靠他重新号令整个漠北高原，不仅控制了鞑靼与瓦剌，更控制了兀良哈三卫和东北女真各部，以松散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东达朝鲜，西抵青海的大帝国，其控制的领土面积竟也不亚于明王朝，并在甘肃设置行省。大元王朝似乎依然存在，的确，它依然存在，在新一代的领袖人物脱欢的领导下它竟然一步步强大起来。

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纵使脱欢重新控制了蒙古各部，但这依然是一种松散的联盟，跟铁木真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脱欢更多的情况下是依靠一种强大的经过整合后的力量向明王朝施压，以换取贸易上的平等化。

蒙古部落作为典型的游牧部落是以肉食为主，过多的食用肉食积累的脂肪在体内无法消化，这就需要用茶叶加以分解，而茶叶只产于关内，另外，食盐和铁器也是蒙古人需要的东西，这些本土也没有。除此之外，蒙古贵族也需要丝绸和瓷器，这些都导致蒙古部落需要依靠关内的物资来生存。而明王朝为了抑制蒙古人势力过大，故而对此类物资控制严格，蒙古人的需求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纵观整个明朝时代，可以清晰的看见关内关外贸易正常化或活跃情况下，鲜有战事，而一旦双方贸易陷入梗塞，则多会引起战火。

而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事件就是发端于双方的贸易问题。

明廷跟蒙古的贸易以三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通贡，蒙古方面派使团来朝，带来马、牛羊、兽皮等物，换取丝绸、布匹、药材、瓷器、茶叶或金银，明廷回馈物品的价值一般高于贡使朝贡物品的价值，历史教科书中对此称作“朝贡贸易”，教科书的解释是“朝贡贸易”，此种厚彼薄此的朝贡贸易既满足异邦对中原王朝物资需求，又能满足天朝的心态。但天朝又对朝贡贸易的次数和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如果不进行严格的限制，通常是此批使者未回，下批使者又来。而我们将要论述的土木堡事件就是由朝贡贸易引发的。

此种通贡贸易更多的是满足蒙古统治者的需求，更多蒙古牧民的需求还是要通过互市和私市满足。明王朝对互市也是严格限定的，每年只能开那么几次，互市是以官方贸易为主，明廷通常委派宦官监督。易货的物资是茶马，因为高大的骏马通常都产于高寒之地，关内是养不出好的战马。在通常情况下，一匹马只能换100斤茶叶，蒙古人辛辛苦苦养大的马匹只能换那么一百来斤茶叶，而且是又黑又苦又涩的茶砖，这显然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对于边市也是时关时开，坚固的长城和沿长城一线部署的百万大军似乎还不如给蒙古人点茶叶和粮食。

正统四年，西历1439年，北元丞相脱欢死去，其子也先继位，也先雄心则有，但才具不足，缺乏其父统驭全局的能力，也先称太师，自封淮王，其在主政期间跟明廷在通贡问题上摩擦越来越大。

从正统元年起，也先麾下的蒙古部落来明朝朝贡的人数和规模、频率越来越高，从最终的几人发展到上千人，从最初的一年一二次发展到最后的一月一次，这边使团还没有走，那边使团又来了，这些人来到关内从礼部到地方都要热情接待，因为涉及到外交问题，无人敢怠慢他们。但这些人来到关内时常滋事，而且夹带私货跟边境的军队做生意，通过马匹、兽皮换取硬弓和刀剑，这些都被王振侦知，王振心理自然有数。

到了如今，蒙古人的朝贡问题已经成了帝国一大令人头痛的难题，蒙古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每次朝贡规模越来越大，逗留时间越来越长，甚至秋天来，第二年春天才离去。朝贡已明显给明王朝带来了负担，朝贡也成了帝国继天灾、起义、滇乱之后的第四大问题，但也先在关外始终是大兵压境保持着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明英宗和王振都是忍了，他们宁愿多花些钱省去兵灾，毕竟这个时候帝国还没有从南面的问题中腾出手来。但正统十三年的到来使得这一切都明朗化。

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贡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蒙古人虚报朝贡人数，以骗取更多的赐品，对于这些问题户部官员并没有认真核实，王振得知后于正统六年对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进行了责罚。到了正统十三年的时候，北方的灾情有些减缓、南方的义军虽然没有彻底剿灭但已无大碍，云南麓川战役已近尾声，此时的明英宗和王振已开始酝酿解决蒙古朝贡问题。

在蒙古朝贡这个问题上英宗与王振隐忍了十几年，终于到了要爆发的时刻。正统十三年十二月，最大一次朝贡到来，此次也先报了3598人，王振突然让负责接待的会同馆核查人数，结果查出实际人数为2524名，虚报人数1074人，王振立即以此为借口削减马价。也先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王振为什么突然要如此，本来我也先来朝贡虚报点人数，你天朝多给点东西，大家都相安无事，为何你王振突然要如此？也先的心中也明白这对于蒙古来说是个可怕的开始，一旦王振的这一行为没有被抵制住，那么明朝方面将会产生连锁反应，比如限制使团规模，乃至取消朝贡，关闭边境集市，这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这些一旦发生那么对于蒙古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战争即将开始，我们的王振难道不害怕吗？他当然不害怕，他巴不得的呢。

也先的叩关似乎是所有人都预料到的，但它还是迟来了半年时间，因为也先需要积蓄力量。

从正统十四年元月开始一直到七月，史书上再也没有也先使团来朝贡的纪录，停留在内地的使团也陆续被打发回去，我们的太师也先的心已经凉到了底，他望着那道高耸的城墙，大约那堵墙再也不会为他打开，昔日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自己的族人浩浩荡荡开进大明吃喝玩乐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这些都怨那个该死的太监王振，我要打他，打到他疼为止。

从七月份开始，也先四路大军开始叩关。一路由也先率领进逼大同，蒙古汗王脱脱不花率军进逼辽东，知院阿剌率兵进逼宣府，还有一路大军进逼甘肃张掖，四路大军形成威逼之势，也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王振就范，但此时的王振兴奋异常，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朝他设计的轨道上运转，王振感到属于他的巅峰时代终于来临。

王振作为一个底层人物放弃儒生身份净身入宫就是为了实现他的以武治国的梦想，他希望年轻的英宗皇帝也能像他的祖辈们亲自带兵巡视关外，甚至是亲自带兵出征，至此正统之治终于拉开了全貌，那就是王振企图带着英宗像洪武皇帝那样跟整个历史惯性作对抗。王振企图将帝国拉回洪武、永乐时代，但他不知道历史滑行到今天已经不是洪武与永乐时代的土壤，一个细小的偏差都会毁了全盘计划。

面对也先在关外叫骂，七月十一日，大同右参将吴浩率兵出关与也先激战猫儿庄，出塞明军全部战死。消息传来，英宗命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大同总兵朱冕、左参将石亨各领万人在长城边沿的阳和口抵御瓦剌骑兵，阳和口是瓦剌人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皇帝与王振试图以此四万人的兵力暂时挡住瓦剌人的进入。

实际上也先的军队主要是在关外形成威逼之势，其目的还是逼迫明廷同意朝贡而已，只要明军严守边塞，也先的军队是进不来的，何况京城还有十几万的京营。只要严令各要塞城堡严守不许出击，事情就解决了，但王振显然不希望这样，他想做的就是带着皇帝出塞巡视，重新恢复以武治国的传统。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么十几年来王振一直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找个恰当的时机亲征，其主要目的还是对文官而来。正统年间文官已经渐渐掌握了权力，这种现象在高层还不是太明显，在民间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到朱元璋所建立的那种自耕农社会已经渐渐滑入士绅手中，对于我们的帝国在未来会由文官与士绅掌控这一趋势王振已经表现出了担忧，而1449年的也先犯边给王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想让皇帝带着大军出塞巡视，吓退也先，这一行动会增加皇帝跟军队接触的机会，会重塑君主的权威，会进一步增强武将和贵族在帝国的地位，其政治意义明显大于军事意义。

但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跟儒家礼法不符，因为皇帝亲自带兵是那么的明显将文官撇开，这会让帝国的文官们情何以堪，对于他们来说帝国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其手，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中枢，无论是皇帝统兵，还是重用宦官此类跟文官无关的事情他们都是激烈反对，甚至皇室内部的家务事他们也要干涉其中。

我们的英宗皇帝在朝堂上抛出了他要带兵亲征的想法理所当然的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永乐皇帝、宣德皇帝经常带兵出塞是他们所不赞同的，他们认为皇帝就应该呆在宫里，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不要到处跑，既不能亲近百姓，更不能亲近武将。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但到了英宗这一代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走老路。对于王振的跋扈文官们忍住了，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再也不能后退了。

吏部尚书王直领衔群臣上奏曰：“自古边境有事皆是靠忠兵猛将守卫，陛下应当选派良将，增派劲兵，赏赐将士，并严令将士以防守为主，待到敌军人困马乏之际出兵可获全胜。如今正是七月天，天气炎热，水草还不丰盛，水源也不足，一旦天子在外，四方有紧急情况而不得知，况且天子乃宗庙、社稷之主，万邦之主不可孤身犯险，只须坐镇指挥即可。”

按说文官们说的在情在理，尤其是“天气炎热，水草不丰，水源不足”这几条说到了点子上，但英宗和王振显然不会理会这些。英宗说道：“朕明白众卿之言皆是忠君爱国的意思，但虏寇逆天悖恩，犯边杀掠军民，朕不得以才要亲率大军剿之。”

朱祁镇这番话说得其实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