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又是一阵掌声。显然，韩鑫虽然早已调离自行车公司，但他的威信依旧。

此刻，厚厚的人墙中就裂开一道缝隙，任师傅和几个工人招呼着我和韩鑫走进工业大道。随之，那缝隙很快加宽，司机大张开着汽车尾随进来。这时，我对跟在身边的老白说，抓紧做好工人的工作，同时让这里的工人与大道西口的工人马上沟通，选出工人代表，尽快使围堵道路的工人撤离。

韩鑫又将几个工人召集在一边，这几个人像是负些责任，有点小权威的样子。他不时拉住一个人的手，不时又拍着另一个人的肩，像是久别的战友，谈笑风生，有时又严肃得像首长对下级下命令。他与那几个人的话说过之后，就和我一道钻进汽车，直驱自行车公司，进了办公大楼里的会议室。这时，我的心情平静多了。对完成省委的指示似乎成竹在胸了。还是我一贯的认识，当某项工作决定由什么样的人物去做时，它的结果基本已定下了。当那么多的围堵大道的工人们亲眼目睹他们期盼怀念的救世主，是的，他们是把韩鑫作为了已濒临灭顶之灾的自行车公司的救世主。在工人心中，一个企业的命运就系在一个厂长的身上，厂长是好人，企业就坏不了，厂长坏了，即使下边的人玩命地干，也没用。就好像老百姓期盼清官。他们以为，一方天地，只要有一个包公，这方王国就政通人和，太平盛世，庶民百姓就可安居乐业了。大凡工人百姓的心中，一个他们钦佩崇拜的领导，就是神，就是一切。这样的人物不仅可率领三军一往无前，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应该有在逆境中挽狂澜于既倒的传奇功能。在这种时候，把这位被工人神化的人物邀来与我结伴行事，实在是狐假虎威的新版再现。尽管我是一市之长，但是，在当今社会的世风中，工人百姓并不认为当官的都是他们佩服和赞成的人物。特别像我这样，尚未在Q市做出什么政绩的新官，更没有资本令人家信任。只是有一点，我做到了，也是我眼下仅能做到的，即我出场了，我与工人们面对面地对话了，我没有耍滑头，没有逃避。我很清楚就这一点是许多当官的做不到的。因为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如今的官们，遇到这种麻烦，多是耍滑，推卸责任，就采用回避的手法。作为市长，想回避这种事也是很容易的。当然，他们的回避是躲藏在幕后，派手下的人做马前卒进入扯皮推诿的踢皮球运动之中。我对做好眼前工人的工作，之所以很有信心，因为我相信，人，只要真诚，只要以诚相待，问题终归是能够向好的方面转化的。

果然，事情不出所料，在我们进入会议室之时，围堵大街要道的工人就开始撤离了，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今天总算没有辜负省委、省府的要求。大约是在2点钟，工人们选出的10名代表在老白几个人的陪同下，走进了我和老韩所在的会议室。工人们一个个很友好很真诚地与我俩握手，自我介绍，而后落座在会议桌的四侧。

这种形式的对话是认真又细致的。老白招呼着参加对话的人落座，赵镔已打开录音机和笔记本，准备记录对话实况。

工人们中，除任长民这样的老师傅外，还有40来岁的中年人与20多岁的青年人。

对话整整进行了三个钟点，其中印象深刻也是最棘手的麻烦事有两件。第一，工人们要求清查总经理合大贲的账目，核实企业资产流向，将合大贲逮捕法办，绑赴刑场枪决，即使枪决不了，至少要判无期徒刑。工人们就这样，在并没有掌握合大贲确凿的罪证之时，他们就坚信，合大贲的滔天罪恶是千真万确的，关键是政府处理不处理的问题。工人们的这一条要求，我只能说一些套路上的官话，向他们解释，怎么惩处合大贲，是需要证据的。执法机关只能根据证据进入法律程序，定夺他的罪刑。作为政府，是不能包办替代执法机关的职能的。

工人对我的话并不满意，他们想听到的是一步到位的痛快的淋漓尽致的答复，倘若我不负责任地说：“好吧，合大贲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回去就指令政法部门立即将其逮捕，执行枪决。”如果工人们听到这种旗帜鲜明，一针见血的承诺，他们会当即振臂高呼，“领导万岁”的口号。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有人直率地问我：

“俞市长，听你的话音，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合大贲是否真的犯罪，要不，你怎么说‘怎样惩处合大贲，是需要证据的’这样的话。难道说一个好生生的企业都叫他捣垮了，厂里的几千号人都没了饭吃，他合大贲还是花天酒地天天腐败着，这还不是证据？不是他犯罪的证据？你们还要什么样的证据？还要等他把整个Q市都腐败光了再枪毙吗？”

我很清楚，为什么许多领导人物，都不愿意面对面地回答上访者的一些质问。通常在这种场合，来的人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一种偏激情绪和沉淀长久的积怨，一旦找到了可以撒气发泄的对象（像我这样职位的人），当然就不择方法地狂轰乱炸，怎么痛快怎么说，怎么刺激怎么讲。作为领导，当然应该理智，也应该理解他们之所以会如此“蛮横”的由来。通常还是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至少是对该处理的事端没有及时解决，甚至是采取了贯用的推诿拖沓，踢皮球的手段，直到把老百姓的忍耐空间和承受时间全部耗干用净，到他们天天要骂娘造反的份上，才姗姗出场过问这早就该解决的实际问题。人家还能讲方法讲政策吗？还能冷冷静静地、理智的、温和的、不紧不慢地道来个中苦楚吗？想到这些导致工人们穷急横生的原因，我的心态平静多了，对他们看似过分的过急的要求，反倒有一种理解和同情。正是这种情愫，使我在这样的短兵相接的场合，没有失去应该保持的理智和一个市长的风度。本来我就是有备而来，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做了判断和精神准备的。特别是有韩鑫保驾，我的信心充足多了，即使出现了预料不到的事情，它也坏不到哪里。也许正是这种因素，尽管开始的对话不大顺畅，但是在以下双方交流磨合中，他们的火气还是消下不少。

第二件事，工人们要求自行车公司不能破产，要求政府改组公司领导班子，现任班子的成员，必须拿掉百分之九十的人物。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能不是个难题，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能立即回答的，尽管我是市长。企业破产与不破产，能破产不能破产？都是有具体规定的。倘若自行车公司经过审计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谁还敢继续支持它，哪家银行还会贷款给它。旧债都还不了的主了，再借钱给他，那钱肯定是扔到爪哇国啦。至于改组公司领导班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公司还存在，原总经理合达贲他们又确实出了问题。可是，这类问题都是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事，并非某一个人可以随意答复许诺的事。但是，面对工人代表们张张热诚、期望、诚实的面孔，我又不能用拒绝回答，无可奉行的冷酷语言去熄灭他们的希望之火。我拼命地在大千汉语辞典的世界里，寻觅着一种既不毁灭工人希望，又不弄虚说谎的词语。但是这种东西，虽然善良，却不乏圆滑；虽不是谎言，却混浊不清；看似道出了答案，那答案却有极大的伸缩空间。工人们想要的是开门见山的表白，一针见血的承诺，板上钉钉的结论。这阵子，我却不能为他们一时的高兴，来满足这种强烈的渴望。这是为什么？

工人们等待的太久了，当官的出场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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