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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回调两江而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的谕旨,是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初三日发布的。曾国藩接到后,于该月初七日上奏谢恩,“并陈下情”,意在辞谢。这绝非矫情,不妨择录其折中原文来具体揣摩:
昔岁剿捻无功,回任江南,至今抱慚无地。上年量移畿辅,于奏明之吏治、军政、河工三者,毫无绩效,惶悚尤深。乃蒙新命之优加,更许旧官之重莅。在圣主曲加体恤,不以无用而弃樗栎之材;在微臣感荷恩知,亦思竭诚而图桑榆之报。惟臣自本年二月以来,衰疾日甚,前在假期之内奉旨驰赴天津,实因津事重大,不敢因病推诿,而目疾已深,将来必须开缺调理,曾于折内预为声明。到津已(以)后眩晕时发,又感受暑邪,有呕吐泄泻等症。今日标病虽已痊除,目疾实难医治,右目久经无光,左目亦日加昏眵。疆臣之职,必以披览文牍为要,臣目病甚重,往来文件难以细阅,幕僚拟稿难以核改,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臣自去春履任直隶,今已一年六个月,自问旷官溺职,负疚甚深。倘以病目重履江南,则旷官溺职必更有甚于今日者……再四筹思,惟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合无吁恳圣恩,另简贤能,开以两江重任。
这中间谢恩折必有的谀颂“圣主”、自我谦卑的辞风当然不能一点不带,但主要是陈述自己的病况以求让朝廷改任他人。并且,这并非“托病”请辞,目疾和其他病症也是实实在在的。当然,感觉上的身体支持力,与心境密切相关。他此时的糟糕心情,固然不便在奏折中直露,但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并且,他表示,稍后打算连大学士也辞去,说是“目下津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臣仍当暂留津郡,会同办理,以期仰慰圣廑。一俟津案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清廷当然不会批准他的辞谢,无论如何,对如此老臣明里还是要重用的,何况他是两江旧主,岂能真就轻易地置之闲地?上谕云:“两江事务殷繁,职任极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能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着毋庸议。仍着俟津事奏结,行前赴两江总督之任,毋再固辞。”这样,曾国藩也就不好再作“固辞”,迁延至十月间南下赴任。
而李鸿章,对接任直隶总督则是另一种心境,大有勇担艰危、当仁不让之概。同是在获知任命消息后的“谢折”中,他这样说:
臣才识疏庸,屡膺疆寄,自去春莅楚以后,使蜀援秦,驰驱不息,在任之曰少,在外之曰多,地方吏治愧未能尽心整饬,悚惕方深。此蒙简命调任畿疆,值海防吃紧之秋,正臣职难宽之日。惟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根本大计,纲纪攸关,稍存瞻顾之心,即昧公忠之义。现津案未结,河工待修,凡柔远能迩,练军、保民诸事皆当规画闳远,非老成硕望如曾国藩不足以资以镇抚,特以江表岩疆、东南财富,亟须得人而治,臣虽祷昧,何敢畏难诿卸,上负圣明。惟有勉竭愚忱,一守曾国藩旧章,实力讲求,倍矢兢踢,以图报称而慰宸廑。
此际李鸿章和曾国藩对是否就任新职的态度,岂不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和巨大反差?李鸿章简直是摩拳擦掌地坚决应诺,而曾国藩则是委靡颓丧无心膺任(嗣后他对接受此任有“蛇足”之说,可知确实不是纯然的虚情推辞)。当然,再联系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间的情况看,可以说此期绝不是他为官生涯中“花好月圆”的时候,而难事多有,困厄实深。无论如何,于此更需要注意的,是直隶总督之职李曾瓜代的政治意义。
第一,直隶作为清廷最为看重的畿辅要区,其总督一职,由过去的尽量任用满蒙大员,转到主要用汉族湘淮集团的大员。直督之职从刘长佑担任以前晚清时段中的情况来看,除了谭廷襄一任(咸丰六至八年,即1856—1858年间)为汉员之外,其前的琦善(满)、讷尔经额(满)、桂良(满),其后的庆祺(蒙)、恒福(蒙)、文煜(满,署),均为满蒙大员。而自刘长佑任职,除其后由满籍大员官文的短时署理,接下来就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尽管他俩分属湘、淮派系,但相对于满蒙集团来说,湘淮可谓“一家”。至于他们两人之间,虽有时不无矛盾,但毕竟有着特殊的私谊关系。此番瓜代对于曾国藩来说,自然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清廷不会以他们的私谊关系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而更重要的是任用人员要有能支撑局面的实力条件。也许满洲最高统治集团并不情愿看到满汉势力相对此消彼长的变化,但历经镇压太平天国和抢军之局,这种既定的变化又是其不能不承认和被动接受的。汉族实力派的崛起即主要体现于湘淮势大员身上,而这于上述直隶总督人选的安排情事,便不失为醒目的表现。
第二,直隶总督职任的李、曾瓜代之局,就湘、淮派系以及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的实力及地位状况而言,也提示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自然有一个过程。权势地位本远在曾国藩之下的李鸿章,自平捻之役中取代曾国藩膺任主帅,又被擢为湖广总督,战役告终清廷评功封赏,李鸿章可谓赫然居首,有总督之职的他,宫衔也获加至太子太保,并兼领协办大学士,一跃跻身相国,名位上几与曾国藩持平,而可实际操纵控制的军事实力上,则愈益明显地超乎曾国藩。虽说出任直隶总督前夕一段时间李鸿章的境遇并不遂意,但自打出任直隶总督便又是一大关键转折,此后他稳居此任,坐镇北洋,达二十余年之久,淮系北洋势力由此奠基并走向不断发达。
无论如何,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交接巳成定局,那么,其交接之际,除了规制程序上的事情之外,私下就没有一些特别交代?有的。不妨看其一番“津门论道”,实有大堪揣摩、耐人寻味之处。尽管这是两人间的“私房话”,但论的全是如何办“国事”,更具体说是“外交”之事。
这天,当年的学生,这时仍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谒请教“老师”。“老师”尽管这时被教案之事弄得狼狈不堪,但在“学生”面前仍不想丧失斯文,还不忘摆点架子。见面后不等“学生”开口,他便先问道:“少荃,你如今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便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李鸿章说,门生就是为此,特来求教的。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李鸿章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所谓“痞子腔”,是李鸿章家乡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曾国藩听了李的话,沉默着以五指捋须,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李鸿章听出曾国藩是不以为然,赶忙说道:“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眯着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来,好久才抬起眼来看着李鸿章说:“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睦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李鸿章碰了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但他说回心细想,觉得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道:“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
显然,此番津门论道,实际是曾国藩“主讲”,李鸿章“听课”。事后多年,李鸿章向别人作忆述时,还表现得对当年事情刻骨铭心,感慨不已。他说,别人讲到洋务,认为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了一辈子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这神乎其神的“一言指示”为何?就是指曾国藩讲的“诚”字经。李鸿章对人说:“后来办理外交,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如此看来,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外交之道,似乎奉若神明,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但揣摩起来,李鸿章这样对人言,多少也不免带点儿“痞子腔”。不错,李鸿章既在早年做过曾国藩的学生,后来又在曾国藩的幕下多年,他的起家,与曾国藩的提携分不开。他对曾国藩始终不失起码的尊敬,也的确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从曾国藩的为官生涯看,他并没有太多地涉身外交事务,而在包括处理天津教案在内的有限外交活动中,也没有表现出太出色的身手。他的“诚”字外交说,一方面是基于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学理”基础,特别是他理学伦理观的推衍;另一方面,也是出自慑于列强实力强大的无奈。其实,他也明白并说过外夷“论势不论理”这样意思的话。既然人家“不论理”,靠一味讲“诚”难道就真的能够打动它?
外交,从古到今都是各方为本国利益争竞的较量,可能的敷衍、迷惑和欺骗不但是外交活动中所不忌用的,而且是其“艺术”构成的一种内容。当然,不能靠胡侃乱说耍无赖办外交,“痞”亦有道,要有它的“游戏规则”。就对此的认识而言,总体上李鸿章要远比乃师到位。并且,李鸿章在为政方面受儒家学理的牵制也远没有乃师那样明显,他的“功利”色彩倒是浓重得多。他的所谓“痞子腔”也好,“痞子手段”也罢,无非是想在办理外交中掺入一些敷衍、迷惑和欺骗对方的策略成分而已。在“强国无外交”残酷法则下,这种招数的大效用自很难说,但曾国藩的“诚”字说也未必真是什么“锦囊”。李鸿章对此想必也是心中有数的,他之所以如此“贬己褒曾”,除了“尊师”的因素外,或许也与他说话对象的身份有关,他是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的口述者)如此讲的,好话好听嘛!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李鸿章会从曾国藩那里真的领受外交见识上的一些教益,也不是说他们两人的外交思想和行为迥相抵捂。无论如何,作为很快就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来说,办外交的确成了他日常的分内之事。不像原先那样再设专任三口通商大臣,而以直隶总督兼任,从李鸿章这里成为定例,这不失为直隶总督职权扩大和增强的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曾国藩两江总督任间同治元年(1862年)夏,就有过一场关于南洋通商大臣职事问题的筹议。这是由时任“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亦即“南洋大臣”)薛焕提出的,他上奏说南洋通商事务“专设大臣统辖,地方较多,鞭长莫及,事势亦多格碍”请即裁撤,各归本省督抚将军经理,并建议从曾国藩和官文两人中简一员兼领长江通商事务。清廷向曾国藩征询意见,要他详筹奏闻。曾氏复奏说,“南洋之广,设一大臣统辖江、楚、苏、浙、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薛焕所称鞭长莫及,诚属实在情形”,但又认为,通商大臣之专职不可裁撤,建议把广东、福建、浙江之事分出,改为长江通商大臣,“专办濒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而自己作为两江总督,在军务未竣之前,“实不能兼办通商事件”,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资望尚浅,军事方殷,亦于洋务不甚相宜”。总之,他当时是不要兼南洋通商大臣,实际也没有兼任。不过,他提出的建议方案也没有完全被清廷采纳。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后兼任了南洋大臣,同治四年(1865年)他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兼职就随移至该总督身上,曾国藩卸平捻统帅回任两江后继之。起码在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成为定例后不久,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亦成定例。北、南洋大臣当然并非只管纯粹的“通商”,也涉外交,甚至外交成为更重要的事情。
总之,不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来直隶前在职事上就都涉身过外交,但又都不如在直隶正式和典型。总体看来,曾国藩一生涉身的外交之事较少,并且在这方面的敏感性也相对欠强。在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间,他还曾因涉及泄露涉外机密而自请议处过。事情是总理衙门发现的。曾国藩密陈有关于与外国修约事宜的奏折内容,在上海的报纸上被揭载出来,“应准应驳各节,历举无遗”,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沂和有关大臣见后感到“不胜疑讶”,随后又接到由总税务司赫德抄送的全折,奕沂追问来源,赫德“坚称系由领事官抄寄”。在这种情况下,总理衙门遂致函曾国藩“追究缘由”,曾国藩即上了自请议处的折子,也函复总理衙门,承担责任。但在折中对具体泄密情节并未细述,只是简单地说査密封陈奏之事,臣未能格外慎密,以致被人传抄,疏忽之咎,实无可辞。上谕令总理衙门议处,其复奏却似有难言之隐,说:
臣等以此事既经疏忽于前,不必张皇于后,即访得泄露之人,拟不复奏请究惩。该督深自引咎,不欲诿过于人。因系为以往难追,顾全大体。亦因此等密件,必须慎之于前。若于事后查办,非止不能补救,且不免愈办愈彰。惟事后中外交涉事件甚多,均须由臣等会同各省疆臣筹商办理。若不京外一律慎密,我未谋定,彼亦预防,恐转肆其诡谋,为先发制人之计,种种衅隙,从此而生。所谓事机不密则害成,其患有不堪设想者。
其中对泄密危害的陈述是不错的,但既然这样,对泄密不但预防于前而且也要惩治于后才是应该的,所谓“即访得泄露之人,拟不复奏请究惩”云云,令人不可思议。无非是因为曾国藩的含混担责,即拟免再深究、不了了之而已。其实,对防涉外之事泄密,清廷在同治元年(1862年)即有密谕专给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说外国人喜于探听消息,一切交涉外国事件寄谕稍有泄露,即据为口实,生出无数事端,“不可稍涉大意”。涉及外交事件的不论寄谕还是上奏,自然都需要严格保密。看来,曾国藩在这方面是有过失误的。
至于天津教案中的对外交涉,曾国藩的“诚”字锦囊自也未能发挥多少“奇妙”效用,当然,其时朝野对他的“清议”也未见得都合情合理。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处置这种事情仅靠个人的能力可折冲樽俎总是不现实的。尽管曾国藩表面上不与攻讦他的舆论对抗,但内心并不能真正服气,他不会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有多大失误。而无论如何,此后“北洋”便没有再给他补写办理外交续篇的机会。当然,及至他回任两江总督以后,仍然有参议外交的分内职责(兼任南洋大臣)。譬如,在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间,他就与曰本修约事向朝廷表明自己的看法,说与之“明定章程,期于永远相安,则条约所载不外体制与税务两端”;分析日本的情况,认为它“本无威慑中土之心”,“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欲仿英法诸国之例,自在意中”;又谓“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腾薄薛,积疑生衅”,“悉仿泰西之例(与之订约)亦无不可”。这种主张所基的总体立意是:“中国之处外洋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练兵以图自强,而初无扬威外国之志。收税略从彼俗,而亦无笼取大利之心。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优待,用威用德随时制宜,使外国知圣朝驭远一秉大公,则万国皆将亮其诚,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哉!”视日本非无足轻重的“蕞尔小国”,与昧于事势的顽固派大为不同,但主张不作争议地就一仿“泰西诸国之例”与之订约,而将“相安”仍是寄托在一个“诚”字上,并且是幻想“万国皆亮其诚”,就未免亦显其软弱且迂腐了。由此更可见曾国藩持守“诚”字外交“锦囊”的一贯性。
回到曾国藩尚在北方之际。这个时候精疲力竭的他,对回任两江总督已觉得是一种画蛇添足的累赘了,但具疏恳辞未被批准,南下前他请求入都觐见。理由冠冕堂皇,一则今年是他的六十大寿,朝廷有不菲的赏赐,他要当面谢恩;二则要当面聆受圣慈训示。而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怀着与京都皇城作最后诀别的悲凉意念。入觐要求获准,曾国藩于九月下旬入都,曾被召见三次,这也是他最后得面“圣颜”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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