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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年)十一月初四日,金陵城内好不热闹!由总督衙署到江边码头的沿途挤满了人群,许多人家设置了香烛,燃放起鞭炮,有的地方还搭起彩棚、戏台,摆设酒席路饯,像是有什么盛大的庆典。原来,这是欢送曾国藩启程北上赴任直隶总督。
调任他为直隶总督的谕旨早在七月下旬曾国藩就接到了。因为有诸多交接、善后工作要做,并且,曾国藩心中对朝廷的这一人事安排也隐存顾虑,拖了三个多月才迟迟动身。不知是否出自官方的特意布置,反正民间尚且有热烈的表示。当地的文武各官自然更少不了大献殷勤,他们前呼后拥地一直陪送到下关地方,那种依依惜别的劲儿,一时让曾国藩心里也委实感动。客回船行,舱中顿时显得出奇地沉寂,曾国藩心头陡然出现一个极大的落差,他当天的日记中有云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
他这种即景生情的预感,是否一步一步地趋向应验?
此番北上,家人中只有纪鸿跟随,因为欧阳夫人正在患病,经不得路途折腾,也恐乍到北方水土不服,加重病情,故暂留金陵,由纪泽等人陪伴照顾。让曾国藩怀恋的,还有行前与国潢弟的多日相处。自打曾国藩于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兄弟俩已经有十一年没有见面。闻知兄长即将北上直隶的消息,国潢特意从老家赶来相见。他是九月二十八日到达金陵的。久别相逢,兄弟俩喜慰无已,当夜一直谈到二更四点,仍一点不感困乏,曾国藩干脆携被与弟同宿,以后几乎每日兄弟俩都亲密长谈。这次分别,不知何年才能再见,思之怅然。好在有鸿儿在身边,能给曾国藩亲情上的一份安慰。
每日里,自己看书,辅导鸿儿学习,处理文件,见客应酬,船行行停停,打发着旅程和时日。曾国藩心里一直被一团纷乱的思绪困扰着。
直隶,畿辅重地,该省总督自然是一个要职。但此番朝廷调他充任,是重用他呢,还是为了更方便对他的控制防范?如果是后者,分明还是对他心存疑忌。这样,直隶总督一职能当得长远吗?与其那样,何如及早隐退,干脆不再去膺任此职。在金陵没有动身之前,曾国藩就这样盘算,并且把这种心思透露给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让他帮助拿拿主意。赵烈文跟从他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曾国藩觉得此人颇有心计,对主人也忠实可靠,碰到什么作难的事情爱和他商议。赵烈文为了宽慰曾国藩,说是朝廷做这样的人事安排,的确有悖常情,不是他这草茅之辈人物能够揣摩得透的,一定是别有一番深意,劝曾国藩不必往过坏处想。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去年年终考察,吾密保及劾者皆未动,知圣眷已差,惧不能始终,奈何?”赵烈文说事情不会这样严重,劝主人不必过虑,并说:“师之重德,上足以格军心,下慑群异,所虑者师去后,江南复有衅祸,更为民灾”。这自然是委婉地推重、奉承主人,给他开心。曾国藩听了,心下稍稍感到宽慰了些。但上路后,心中还是瞻前顾后地思虑,打不消辞谢求退的念头。
十一月十七日,在苏北的清江地方换走陆驿。十天之后,行至泰安。一件传到的批旨,犹如一阵清风一下子拂去了曾国藩心头弥漫的阴云,使他一下子感到宽慰和振作了起来。这是朝廷对他在启程的前一天所上的《汇陈湘军第五案军需款目报销折》的批复。在该折中,曾国藩陈明湘军的这一笔军需款目,仍是只有各项用银数的簿册,而没有具体的花名册,请求允许这样报销。批旨:“着照所请。”在曾国藩看来,这“殊属旷典”。的确,像这种报销事情,本来就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只看与你为难不为难。此番朝廷这样痛快地准其所请,岂不是对他曾国藩不失信任的表示?或许自己先前的猜疑是多心了。他这样思忖着,又联想到同治三年(1864年)朝廷准其免办报销之册、不追索金陵城内原太平天国库储银财以及不深究幼天王下落的三个批旨,更是“感激次骨”,甚至觉得“较之髙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既然如此,还能再上折求退吗?那样,岂不辜负皇恩。
心境一好,天地宽阔,山水悦目。纪鸿等人去游泰山,曾国藩因此前已游,此番没有再去。不过可以想见,他在寓所,一定饶有兴致地回忆起那次登游的情景。
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到达京城。在他正式到职之前,先行到京接受召见。
屈指算来,从咸丰二年(1852年)夏间曾国藩出都,到这次重入京门,时隔十六年半之久。多么艰难的岁月,多么非凡的历程!出都时自己尚值壮年壮心,于今已经老迈气衰。不错,这期间大清王朝已经平定了“粤匪”、“捻匪”,而中外也已经“相安”,危机的局势似已扭转,阖朝上下扯高调门唱起了“中兴”之歌。当然,基调是歌颂主上圣明,致治有方。可他曾国藩辈的头上,也被戴上了“中兴名臣”的桂冠呀,并且他被公认是头等头名。眼下他亲身感受到的这京城的氛围怎么依然萧索冷落,并没有能让他领略到“中兴”的盛象?也许,真相是隐藏在那重重宫门之中?新一代的小皇帝如今已经十三四岁了,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尤其是那个慈禧太后,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吗?想到这里,曾国藩一定巴不得快点朝见天颜。
有旨翌日即行召见。下榻在金鱼胡同贤良寺的曾国藩五更天就早早起了床,匆匆用罢早点,卯刻时分便入朝。他先是被引人内务府朝房等候,军机大臣李鸿藻、沈桂芬、文祥、宝鋆、恭亲王奕䜣等人先后与他晤谈,又与御前大臣、九卿各员会见。直到巳正时刻,曾国藩才由奕山带领进入召见处所养心殿东间。皇上向西而坐,皇太后在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侧,慈禧太后在北侧。曾国藩肃然入殿,跪下去奏称恭请圣安,免冠叩头,然后起立,又向前行数步,跪于垫上,问对开始。发问者当然是慈禧太后唱主角。下面是曾国藩在日记中详记下来的问答对话:
“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办完了。”
“勇都撤完了?”
“都撤完了。”
“遣撤几多勇?”
“撤的两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何处人多?”
“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一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按:是说留者)”
“撤的安静?”
“安静。”
“你一路来可安静?”
“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
“你出京多少年?”
“臣出京十七年了。”
“你带兵多少年?”
“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
“你从前在礼部?”
“臣前在礼部当差。”
“在部几年?”
“四年。道光二十九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二年出京。”
“曾国荃是你胞弟?”
“是臣胞弟。”
“你兄弟几个?”
“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
“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第一次召见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五日,再次召见,问答内容主要是关于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的有关事宜。十六日接着召见,太后问了曾国藩所随带以及所见过的将领的情况,除了再次强调直隶练兵的亟要之外,又强调直隶整顿吏治也是要务。曾国藩一一作了对答。
三次召见,尽管每次谈话的时间都不很长,但曾国藩准备和等候却颇费功夫,心理上也总得绷着弦。除非离京赴任临行前还要请训一次,再也没有召见的安排了。话说回来,一连三天召见,已经是很看重曾国藩的表示了。至于曾国藩对召见的感触,几个月后在他与从南方到来的赵烈文的谈话中,忆述和评论说,慈禧、慈安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权臣们,像奕圻虽“极聪明”但“晃荡不能立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鎏“则不满人口”,倭仁“有特立之操”,但是“才薄识短”,其他人则“更碌碌”。曾国藩的感触归结为四个字:“甚可忧耳”!
不过,此时在京城,“忧”且压在心底,许多事情要做,光场面上应酬之事就够麻烦的了。忙不迭地会客拜客,生的,熟的,新的,老的,想到的,想不到的,盼见的,不愿见的,找上门来的络绎不绝。曾国藩是讲究礼节的人,他自然也要回拜整天折腾得不亦乐乎。他不由得感叹:“京中向系虚文应酬,全无真意流露,近日似更甚矣。”不过,无论多忙,有两户人家他是一定要主动拜访的,这绝对不是“虚文应酬”,而是要表达他的真意。一是去穆彰阿的旧宅。这位昔年十分看重并着实提携帮助了他的恩相,已经过世多年了,往日那种家门盛势于今早已不复存在。曾国藩见到了穆相的七世兄萨善、九世兄萨廉,不胜盛衰今昔之感。再就是塔齐布家。主人听说是曾国藩来访,直延入上房,置酒殷勤相待。塔齐布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与曾国藩相对而泣。塔齐布的一个弟弟已先于乃兄于咸丰四年(1854年)死去,另一个弟弟也于新近去世,三兄弟都没有儿子,只有塔齐布留下一个女儿,次弟阿凌布留下四个女儿,亲房没有承继之人,家境又困。塔齐布的女儿来拜见了曾国藩,并泣求提携一下她的丈夫。此情此境,使得曾国藩十分伤感。曾国藩不是那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不管是对上对下,只要是有情有义于他的,他从感情上总不会辜负人家。
忙忙乎乎,日不得闲,不用说大年初一要进宫贺年了。一晃到了同治八年(1869年)的正月十六。这天,朝廷举行廷臣宴。前一日,曾国藩曾参加了一次国宴。那是赐宴蒙古、高丽所谓“外藩”的,曾国藩等人不过是出席作陪。这次则是专门赐宴朝臣的,并且是一次高规格的盛大宴会。当然,为人所注重的还不是菜肴,而是“座次”,因为这表示的是朝廷对与宴各大臣政治位次的排序。
宴会厅里,正中面南的坐席当然是皇上的。大臣们分成东西两侧各四席,东侧的第一桌为满臣,倭仁居首座,西侧的第一桌为汉臣,首座即为曾国藩。这个座次可是非同寻常,曾国藩自然备感荣耀,这岂不也是他曾氏家门的荣耀?一个偏远山乡中的农户,竟然出了被皇上请为座上宾的如此人物,这得了吗?至于宴会的进行情况,曾国藩当天的日记中也有详细记载:
桌高尺许,(大臣们)升垫叩首,旋即盘坐。每桌前有四高装碗,如五供之状。后八碗亦鸡、鸭、鱼、肉、燕菜、海参、方饽、山查糕之类。每人饭一碗,杂脍一碗,内有荷包蛋及粉条等。唱戏三出,皇上及各大臣各吃饭菜。旋将前席撤去。皇上前之菜及高装碗,太监八人轮流撤出,大臣前之菜,两人抬出,一桌抬毕,另进一桌。皇上前之碟不计其数。大臣前,每桌果碟五,菜碟十。重奏乐(按:宴会开始前皇帝升座时已奏乐、行礼一次),倭相(按:指倭仁)起,众皆起立。倭相脱外褂,拿酒送爵于皇上前,退至殿中叩首。倭相又登御座之右,跪领赐爵,退至殿中跪。太监易爵,另进杯酒,倭相小饮,叩首,众大臣皆叩首。旋各赐酒一杯。又唱戏三出。各赐奶茶一碗。每赐,皆就垫上叩首。旋将赏物抬于殿外,各起出,至殿外谢宴、谢赏,一跪三叩。
可见,大臣们的这餐宴席吃得可真不容易,起来伏下地不知跪叩了多少次。对于曾国藩来说,恐怕是一生中所享规格最高的一次皇家赐宴了,但会不会是“最后的晚餐”?曾国藩计划正月二十出京。十七日午初,请训又被召见一次,对话内容如下:
“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
“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你打算练二万兵?”
“臣拟练二万人。”
“还是兵多些?勇多些?”
“现尚未定,大约勇多于兵。”
“刘铭传之勇现扎何处?”
“扎在山东境内张秋地方。他那一军有一万一千余人,此外尚须练一万人,或就直隶之六军增练,或另募北勇练之。俟臣到任后察看,再行奏明办理。”
“直隶地方也不干净,闻尚有些伏莽。”
“直隶山东交界,本有枭匪,又加降捻游匪,处处皆有伏莽,总须练兵乃弹压得住。”
“洋人的事也是要防。”
“天津海口是要设防的。此外上海、广东各口都甚紧要,不可不防。”“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防海的事否?”
“近来因长毛、捻子闹了多年,就把洋人的事都看松些。”
“这是一件大事,总搁下未办。”
“这是第一件大事,不定哪一天他就翻了。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他。”
“他多少国连成一气,是一个紧的。”
“我若与他开衅,他便数十国联成一气。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讲和是要件件与他磨。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
“也就靠你们替我办一办。”
“臣尽心尽力去办。凡有所知,随时奏明请示。”
“直隶吏治也疲玩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
“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几人。”
“百姓也苦得很。”
“对,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
“你要的几个人是跟你久了的?”
“也跟随臣多年。”
谈话到这里,太后示意结束召见,曾国藩跪请圣安后退了出来。比较起来,在数次召见中,这次应该说算得上就直隶要政特别是练兵问题讨论得最深刻的一次。可以看出,不论是朝廷还是曾国藩,都具有此时练兵既为对内防范也为防备外国的认识,而曾国藩又特别阐述了自己关于练兵和讲和两手都要认真的看法。
二十日,曾国藩启程出都。可以想见,曾国藩此时的心情一定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多月来在都中的经历,能不在他胸中积下太多的感触?当这座古都的背影在他的视线中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他的心里不能不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此番离去,还能否再睹京城,再见圣颜,他一定觉得这是一个叵测的未知数。当然,既定的事实是,一年多之后他还有一次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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