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年）仲夏时节，金陵城里当已颇为闷热。而这时的曾国藩，也决无“清爽”的心情。五月初三这天，他接到朝廷的寄谕，得知挂帅平捻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阵亡”，命他曾国藩“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暂行署理。随后，又连续接到催促速行的朝命。

本来，清廷是不想让湘淮军首领再染指平捻“首功”的。当然，“鸟”未射尽，藏“弓”尚早，不过，镇压捻军它所指望的是另一张弓，并且觉得这也是一张能够发射强弩之弓。此“弓”就是僧格林沁。

要说，僧格林沁可不是一般人物，不但是蒙古王爷，而且是皇室亲戚，以勇武著称。其人的戎马生涯在清廷亲贵层的将帅中确是出类拔萃的。是他，最终镇压了北伐太平军，解除了由这支曾挺进到畿辅要区的“粤匪”，给大清朝廷造成的直接威胁；是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在大沽炮台督军力战，取得击沉英法炮舰多艘、击伤英舰司令何伯的战绩（当然，在外国侵略军面前他也终究无奈）。此后不久，他即率军南下攻捻，想以他那剽悍的骑兵将纵横有年的“捻匪”一举消灭。不想，这次他却遇到比北伐太平军更不好对付的敌手。僧格林沁与捻军的作战特点可以说是“以骑对骑”。不过，僧军是在明处，捻军则可以说在暗处，因为捻军并不常靠大兵团集中作战，而大多时候分支分伙，此出彼藏，飘忽不定。这可令这位蒙古王爷大感头痛，但又无良策可施。如果说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前，清朝方面的注意力十有八成是为“粤匪”所牵涉，那么，当太平天国被灭之后捻乱便显得十分突出起来。作为汉臣的曾家兄弟把那块最硬的骨头都啃了下来，他这位蒙古大王爷难道是只管吃干饭的？不用朝廷督责，僧格林沁自己的心里就忧愤得要命。他觉得阖朝的目光都盯在了自己身上，像个输急了眼的赌徒，他要拼老本孤注一掷了。他瞄着捻军的踪影死命地追、追、追，简直到了迷狂的地步，宿不入馆，衣不解带，席地而寝，每天天不亮便催军驰马，他自己这个大力士都因长时间地持缰执鞭，累得手臂都难抬得起来。但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追、追、追，甚至将他的大部队甩下不顾，似乎非追出个名堂来不可。“名堂”终于出来了。就在这同治四年（1865年）的春夏之交，追击到山东曹州地面的他，陷入了捻军诱设的重围而被杀死。是部下在麦田中发现了这位僧王爷有八处创伤的尸首。清廷所指望的这张“强弓”断了！

僧格林沁生前，与曾国藩的关系就是很微妙的。鉴于僧格林沁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曾国藩表面言辞上对他恭敬、推重，而心里边未必买账。僧格林沁更是瞧不上湘淮军人物，对曾国藩辈鉴于其平捻军务上的不顺所偶有的出谋划策，他并不乐纳，更是拒绝湘淮军的支援配合，认为其劣不能战，他曾有评论说，在有关各军中，“皖军（按：不是指淮军，而是指临淮‘杂牌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为下”。把湘军（所谓“楚军”），排在老末儿，在他心目中比散乱无度的地方杂牌军都差得远。其实，清廷原先尽量少让曾国藩、李鸿章辈染指平捻军务，就与僧格林沁的态度有直接关系。而无论如何，这位确不失剽悍但傲慢自负的蒙古王爷这会儿是没了。挂帅平捻的使命，落在了曾国藩身上。

可曾国藩本还没有从镇压下太平天国后自身忧危避疑的情绪中缓过劲来，并且近日里又不断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刺激他，不能不更影响他此番受命的心境。早在这年三月十七日，他接到当月初六日的“廷寄”——也就是由军机处密寄（区别于由内阁明发者）的上谕一道。自从慈禧太后掌朝、“政变盟友”奕沂被封议政王掌班军机处之后，凡“廷寄”的行文中，都以“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为定规。但这次的“廷寄”中，却没了“议政王”三字。曾国藩敏感地觉察出这有悖常情，“为之大诧，与幕中诸友叹讶良久”。可以想见，他们会认定这不可能是文字疏忽，想必是奕沂出了问题。及至当月的二十八日早上，曾国藩在《京报》上见到了同月八日革去奕圻差事的谕旨，其中有责其人“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他为此所记下的反应是：“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奕沂之事是发于朝中最高层的政争。慈禧太后为自己专权的需要，借故打压奕诉，责其专擅跋扈，渐不能堪，亲出一道错字连篇的手谕，取消其议政王称号，并撤一切职事。在有关大臣说情和奕沂本人“痛哭引咎”的诚服表态之下，才复军机大臣之职，而议政王称号不再给予。曾国藩想必会思及，像奕圻这般人物的进退祸福都如此无常，何况自己？还是加意惕励、谨慎吧！所以，当四月二十一日他接奉廷寄，其一等侯之上再加“毅勇”二字（李鸿章的伯爵之上加“肃毅”二字），这按说是朝廷封赏的好事，但其人当天的日记中有云：“日内正以时事为非，愁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

在这种心境下，曾国藩接到让他挂帅平捻、并火急催行的朝命，他当然没有了舍我其谁的慷慨自负，只是迫不得已之下的勉强应命而已。谁知道，清廷不仅仅是给他平捻帅符，赋予的使命还在层层加码儿，继而又让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并且谕明，“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即由该大臣指明严参”。对此，曾国藩表示“感悚莫名”，“不敢拜此宠命”，说“不特微臣难胜巨任，即才力十倍于臣者筹办此贼，似亦不必有节制三省之名”。他这决不是敷衍客套地谦让，而是真心实意地力辞。在朝命不准的情况下，他又有过言辞恳切、近乎哀求般地再辞、三辞，话甚至说到这样的份上如不蒙圣慈俞允，“臣更当累疏渎陈，虽上干严谴，所不敢辞”。即使这样，朝廷还是没有收回成命。随后，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清廷于八月下旬又命曾国藩“节制皖、豫、鄂三省军务”。所涉地域中湖北是官文的“领地”，曾国藩生怕冒犯，奏称官文“久历戎行，老成持重，资格在臣之先，名位居臣之右”，而“所有湖北防务及越境剿贼诸军，久经官文派定”，若此番“归臣节制，纵官文不稍存芥蒂，而骇中外之听闻，滋将士之疑贰，所关实非鲜浅”，请朝廷在尚未明谕宣布之际“暗为挽回”，饬“湖北军务仍全归官文节制”。可见，曾国藩这时在人事关系上是多么小心谨慎，在权柄的把握上非但不极力争竞，简直颇有些消极避让。

当然，曾国藩从受命挂帅平捻伊始，其军事筹划上还是认真的。他受命后于五月初九日上奏，明言“万难”迅即北上山东，而所陈理由即基于军务上的切实筹度，概言之：一是集训成军需时。金陵尚未裁撤之营，“闻有山东之行，各勇纷纷求归，不愿北征”，经几天的劝谕仅留得四营，又新募两营，合计才三千人。李鸿章所部之淮勇，虽稍习于北方，但“尚专食稻米，不惯麦面”，并且人数上亦“不敷分拨”。总之，调集、添募、集训，约需三四个月。二是添练马队需时。现闻捻军战马“多至万余匹，驰骤平原，其锋甚锐”，若“强驱步兵以当骑贼”，“将不战自靡”，故须佐以马队，而前赴古北口采买马匹，返回后再加以训练，总算起来要不下五个月的时间。三是布置河防需时。“河防之策，自为目前第一要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均需迅速造船，分列河干，以壮声势”，而“所有斟酌船式，采办木料，招募水勇”，配备炮械，“非有四五月功夫难期就绪”。四是黄河之隔的限制。“直隶宜另筹防御之兵。但令分守河岸”，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宜另筹追剿之师，不使驰援河北”，因为湘淮军向例“每日只行四十里”，不能迅速，“黄河船少，万人渡河，动逾旬日”，若时而北渡，时而南渡，疲于奔命，殊为失策遂不能兼顾直隶，颇费筹度。五是战区地域上的斟酌。由其接办“剿”捻军事，不但不能像僧格林沁那样兼顾五省（湖北加下述四省），即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也不能处处兼顾，如果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只能办兖（州）、沂（州）、曹（州）、济（宁）地方，河南只能办归（德）、陈（州）地方，江苏只能办淮（安）、徐（州）、海（州）地方，安徽只能办庐（州）、凤（阳）、颖（州）、泗（州）地方。这“四省十二（三）府州者，纵横千里，古四战之场”，也是捻军出人最熟之区，“若以此责成督办之臣”，而他处力不能及的广大地方，就需责成四省巡抚防御配合，这也非迅能奏功之事。最后曾国藩强调，“方今贤帅新陨，巨寇方张，山东之望援，急于星火，而臣策战事，乃在半年以后”，而直隶亦不能兼顾乃须另筹防兵，似乎“此皆骇人听闻之言，殆不免物议纷腾，交章责备”，但这是“筹思累日”的结果，不这样“不足以弭流寇之祸”。

的确，在曾国藩被命挂帅平捻伊始，就显示出不惟朝命是从，而有自己的战略主张，显示出与僧格林沁者迥为不同。特别是他的“河防”和“四省十三府州”战区之说，体现了他“以静制动”（亦所谓“以有定制无定”）的基本平捻方略。这显然是接受了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可以说他从一开始就坚定了这种战略意图：决不能像僧格林沁那样盲目追击拼消耗，要以有的放矢的固定设防来圈住以骑兵为擅长、流动无定的敌人，通过驻防之军与“游击之师”的相机配合来作战。尽管在上述这个奏折中，曾国藩还没有关于“游击之师”的明确说法，当是因为其着意点是在向朝廷申述不能遽赴山东的理由，尚不是侧重在战略方案的具体汇报，但可以想见，仅做绝对固定的防守，仗是无法打的，配以“游击之师”势在必然，随后不管是在曾国藩的战略论说，还是实际军事布置上，对此都有明确体现。

曾国藩是五月二十八日从南京启程北上的。次月（闰五月）末抵皖北临淮扎驻。及至八月初，移至苏北徐州。而捻军此期的规模和行动，或说计“数十万”，“马数万匹”，“分合不常，往来飚忽”。这中间对捻军活动特点的揭示是准确的，但对其规模或较实际有所夸大，所言数目，属通常所谓“号称”者吧？有今人著述中述及，当时捻军“有步兵六七万人，骑兵近万人”。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其骑兵人数较步兵为少，但捻军整体上所谓“以走制敌”的特点无疑非常明显，这也是行军求“稳妥”但也不免“迟钝”的湘淮军所难以适应的。

曾国藩挂帅平捻所统军队，北上受命之初有亲兵六营约三千人，再加刘松山、易开俊营，湘军总数八九千人，后虽还有营伍增加，但规模上远不抵淮军。有研究者统计，其最初“统带铭、盛、鼎、树四军共两万七千人”，“后复令李昭庆招练马队两千，并增杨鼎勋所统勋、松、桂三军万人；刘秉璋所统庆字、荣字、常字各营六千人；刘士奇所统奇字营三千五百人；吴毓芬所统华字营二千人；王永胜所统开字营五千五百人，再加上铭军添募的新营，总计淮军直接参战及援应之师，约近六万人”。另外，还有过僧格林沁的残部等，成分较杂。

而从曾国藩挂帅平捻期间的作战部署看，他是坚持并力求不断完善择地固定设防配以游击之师，以能“以静制动”的方针。在北进途中的闰五月下旬，他这样奏陈：

臣初次奏称，专力于四省十三府州之地。今既由临淮进兵，将来安徽既以临淮为老营，江苏即以徐州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四路各驻大兵，多储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军之粮药，即取给于受援之地，庶几往来神速，呼吸相通。

如果说，前一次上奏中是拟定了防区、战区的范围，那么，这次则在四省中各选定一处“老营”地点，以之为“重镇”，同时也是相互援应的基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折中还言及此外须另筹游兵一枝，拟派李昭庆训练马队，合之僧格林沁的旧部马队各军同为游击之师。这是将“游击之师”的设置明确化了，与重点设防拟想有机结合，把整体部署方案进一步完善。当然，军情瞬息万变，原则如此，具体安排上自需随时调整、变通。譬如，及至曾国藩在十月底的上奏中，就明言“不复拘泥十二（三）州府之说”，“随贼所向，跟踪追剿”，拟以李昭庆和刘铭传，“各带马步万人，同作两支游兵”。当然，除了军情变化方面的原因外，这还与有的省区对曾国藩仅株守十三府州之地而不顾及全面不满，朝廷因有警告有关。譬如，新任河南巡抚吴寿昌上奏中就表此意，清廷谕令曾国藩“统筹全局”，“未可株守一隅，致误事机”，他自不能置若罔闻。虽说其防务不是没有发挥作用，但终究因为防线过长，范围太广，特别是兵力和指挥效能上的限制，并未能收到的预期效果，捻军一直在其所圈定的重点防区内“往返穿插，流动游击”，迫使曾国藩不能不进一步调整攻防部署。

及至同治五年（1866年）夏，实施当初就原则性计及（但不可能具体）的“河防”方略。据曾氏五月下旬的奏报，他“前次查看黄、运两河，至（山东）张秋一带”，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会筹防务，当面商定“划分汛地，各有专责”，黄河“自范县豆腐店以上，如东明、长垣等处”，统归直隶设防；“自豆腐店以下，如张秋、东阿等处”，统归山东设防，运河北路堤墙已由山东方面修筑坚实，南路堤墙由他会同漕运总督吴棠査勘督修加固，期于“保全运东完善之区”。运河的防线，从济宁的长沟以上至黄河，由山东军防守，以下相关地段由曾国藩部下分防。而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后，曾国藩则设沙河、贾鲁河（沙河支流，由西北方向来至周口入沙河）防线。又命鲍超、刘秉璋、杨鼎勋、刘松山、张诗日所部为“游击之师”。可见，此时是注重利用河道地形，并增加跟踪追击捻军的“游兵”，加强攻守结合。

而捻军，则始终发挥它行动迅速、大规模游动的特点。其时该军的主要的领袖人物是张宗禹（原即属捻军）、赖文光（原太平军将领）等，他们率部有时合军，更多时候是分支行动，踪迹涉安徽、江苏、河南、湖北、山东等省区，忽此忽彼，飘忽靡常。其军与清方军队当然最主要的是曾国藩所统各部，多次交战，胜负互有，而基本未曾受到过整体性重创。但是，因为长期流动作战，各方面消耗亦大，难于休整，军械、给养补给困难，也不得他军支援。为了改变日见被动的战略态势，在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也就是曾国藩正式卸帅（事下详）的前夕，抢军在河南中部的许州一带分成东西两支，“西捻军”由张宗禹等率领挺进陕甘，以与那里的回民起义军联络合势；“东捻军”由赖文光等率领，则仍留中原坚持。其后战事仍多，局面复杂，但因为很快曾国藩帅职由李鸿章替代，平捻军务就与曾国藩没有直接关系了。而从曾国藩挂帅期间的情况看，尽管苦苦运筹，不断调整军事部署，但总体看来，平捻军务并不顺手，成效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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