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祸相倚，顺逆常间，这似乎说得上最朴素的辩证法，其实也是人世最常规的“易理”。看，对于曾国藩的官事和权位来说，他受命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不啻天大的“福事”和“顺境”，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不是他立马“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而是大险大难的考验。而这一切，全与他驻留祁门有关。

祁门，从军事地理环境上说，是为兵家大忌的所谓“绝地”。它在皖南山区居万山之中，“地形如在釜底”，不论是“客”居曾国藩军中幕下的欧阳兆熊，还是正式为机要幕僚的李鸿章，都明眼识此不利，而曾国藩自己，则将该地视为作为“皖江枢纽”的战略要地，说此处“层岩叠嶂，较之湘乡之云山，尚多四倍。泉甘林茂，静幽可喜。每一隘口，不过一哨即可坚守，并无须多兵”。故不听诸多人的劝告，而滞留于此，结果既未能为进兵苏南张本，也未能助安庆围兵排后方之忧，反而将偌大一部分兵力置于险境，而给安庆和整个江北战场平添了一个包袱。由军事上的被动，又引发一连串的人际纠葛。

若说曾国藩进驻祁门后的军事被动，根本上还是导源于战略指导思想上的保守。上小节中，已述及他与胡林翼在这方面的差异。在当时，以及随着军事形势的实际发展，其高下得失的体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分析：

第一，时局条件。以江南大营覆灭为转捩点，前后形势条件大不有同：此前，东西两条战线分明，湘军和江南大营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相持竞势状态，因其各有军事支柱，相应也就各有其政治势力控制一方，虽派系不同，但统归清朝一家；此后，虽然一度尚有数军并立，但上自川楚，中经赣皖，下到吴越，实堪作太平军敌手的唯有湘军，它不遽东下，则富庶的吴越之地，太平军唾手可得，显然对清方大局不利。此前，曾国藩没有地方事权，动辄掣肘，主要赖鄂抚胡林翼力撑楚之艰难之局，受力量和其他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得贸然对吴越兴兵问鼎；此后，曾氏出任江督，又兼领钦差，军政一身，其辖权可“南极长沙，东至齐鲁，西连蕲黄，北绾陈蔡”，往日吴系势力的要员，此时却向曾氏投来“鹄候大援”的血书，今非昔比，曾氏若乘势妥筹东进，展布吴越，而胡氏坐镇楚皖，则可成上下“双峰”并立之势，使局面大为开阔。此前，东西两线战场皆两军相持，虽战无虚日，但战场相对稳定；此后，太平军在东线上腾出了手脚，自然会乘势西上，解救西线之急，这就必然重新造成一种流动作战的态势，湘军方面不能不相应拿出一定的机动兵力来与对方周旋，吴地虽在下游，但为太平天国的大本营所在，是湘军最终夺取的目标，如果乘太平军重兵西上，吴地防兵相对薄弱之机而进，则不失为避实就虚、攻其必救之策，可以削减太平军对上游回攻的压力。由此看来，在变化了的新条件下，如果仍一味机械地坚持“节节推进”，即无异于胶柱鼓瑟了（曾氏前在江西时，尝计及东下攻太平军之必救，但当时条件不适宜，故为非计，此时条件适宜了，他却又不计而为之了）。当然，在当时湘军尚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决胜全局的条件下，如果兵力过于分散，失去战局重心，也大有散乱之虞，关键在于“适度”的把握。

第二，具体措施保障。这是决定一项总体方案可行性的重要依据。曾国藩的举动旨在保全旧有局面，坚持原定方针，故无多少新措施保障可言。胡林翼的方案则是大有变通的，他认定，如果按照曾氏的计划待三省合防而后谋吴，非一年不能到江苏之境，缓不济急；但也顾及，“舍三省协防而遽谋吴，吴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继失”，此亦不可为。着眼于“若仅就现有兵力抽拨调遣，不仅无补于吴，而且先损于楚”的突出矛盾，相应提出了募新兵、保饷源、选要员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他统算分路东进所需兵力，除在原有军队中抽拨一部分外，提出“非加募四万人不为功”。这样大规模的扩军，最紧要之事是饷需供给。他一方面力督曾国藩以江督的地位控制辖区财政，一方面拟以东进之兵控制财富要区，增辟饷地。例如，他特别注重筹建淮扬水师，目的之一即保此米盐要地。增兵须先添将，辟地要在置官。于是，胡氏举荐左宗棠、沈葆祯、李元度、刘蓉、李鸿章、李瀚章等人，或为一军之帅，或补地方要缺。应当说，这些措施是比较缜密，有不小可行性的。当然，即使着力实行起来，也需要一定时日，具有相当难度，非能一蹴而就。

综合权衡，可以说，曾国藩的举动过求稳慎而大为拘囿迂缓；胡林翼的方案力图恢弘而稍显放恣操切。这除了二人对时局的认识不尽一致等原因外，与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气质因素当也有着密切关系。曾国藩多年来遭“群疑众侮”，不得其志，促其取法黄老之“阴柔”，逢事极求稳慎。而胡林翼自任鄂抚以来可谓春风得意，对事少有顾忌，锐气十足，唯求所谓“奋然果毅，自行其保境卫民之志”。“阴阳怕懵懂”，简直成了他的口头禅。对于兵事，他认为“本无万全之策”，主张“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故其果敢之中夹带莽撞之气。这里姑且不细说胡林翼战略激进的得失，反正曾国藩为自己的战略保守付出了代价。

自然需要了解其人进驻祁门后的军事情势。曾国藩刚到这里的时候，所直接带来的军队，唯“宿松马、步各营，及由安庆拨来之记名总兵朱品隆、副将唐义训两军，合共四千余人”。鲍超的霆字营也在调集之列，但“纡道较远”，尚需等待，而鲍超本人更是因休假远在籍地四川赶回的途中。在湖南郴州的张运兰军应调本拟在五月下旬拔营，但因湘粤边地防剿吃紧，行期推延。这时巳膺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左宗棠，被“令领五千人”，他正在募集。本在浙江的李元度回湘招募新勇，也已为曾国藩奏调皖南，所部与左宗棠新募之勇，按计划“则须七八月间陆续前来”。总之，这时曾国藩祁门营地“兵力过单，将领尤乏”，“恐不足以当大敌”，不敢“轻率前进”。

及至八月，太平军攻陷宁国，清方守将周天寿战死。接着，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率四万之众的太平军出广德，攻徽州，从东侧压迫湘军祁门大营。曾国藩“欲自将守徽”，让部下朱品隆勘测地形，朱品隆说“非精兵两万不可”。祁门大营无此兵力，曾国藩让刚到的李元度部御守徽州。

曾国藩与李元度之间的既有关系，前已述及。多年来，曾氏对李氏视为莫逆，感念非常。在借父丧弃军回籍蛰居期间，窘忧之中的曾国藩尚曾屡屡致书李元度及其母亲，追思情谊，表达感激。他在致李母的一信中这样说次青于我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岳州之败，星驰来赴。靖港之挫，从人皆散，次青追随残躯，不离左右，出则呜咽鸣愤，入则强颜相慰。浔郡（指九江）之败，次青耻之，恨贴身尚无劲旅，亟欲招勇，自行训练，以护卫国藩之身。斯二者，皆国藩所镂骨铭心者也。给李元度本人的信中，则有对其极力护持的恩义之事“三不忘”乃至“六不忘”之说。并且，又计议“与次青约成婚姻，以申永好”。当时，因李元度已有的两个儿子皆巳订婚，便约他若再有第三个儿子，便以国荃家的次女或三女许之（后因双方儿女的年龄差异过大，此议终未得成，但曾国藩死后其孙子曾广铨与李元度之女成亲）。此议全由曾国藩做主，事后才告知国荃，可见当时与李元度“以申永好”之心切。

然而，也就是在这前后，事情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就在曾国藩复出之前，已升至道员职级的李元度率部援浙，这本来是胡林翼谋划湘系势力向他区渗透的一招儿，但浙江地方上则借机诱使李元度向其靠拢，和湘系展开了对他的争夺。而李元度本人不知是因为对派系之争缺乏足够的警惕，还是为本身的眼前功利所迷惑，反正于此事的态度上颇显暧昧，立场不坚，甚至有倒向对方的嫌疑，使湘系要员们颇为着急。及至李元度被调皖南，就是曾国藩的切实防范手段。李氏由原浙江温处道被曾国藩奏调为皖南道，统带所新募之三千平江勇于八月上旬赶抵祁门。脚跟尚未立稳，便有宁国失陷、徽州吃紧的军情，遂被曾国藩派往徽州办防。一切都在仓促之下，李元度纵生三头六臂，也无法抵挡气势正盛且占绝对兵力优势的太平军，在李元度刚到不几天的当月二十五日，徽州即告陷落。

最初几天里，曾国藩一直听不到李元度的下落，估计大概已经殉难，给同党和家人的信中一再表示哀伤，为之“凄咽”，但随后知道他并未死，逃出后游走于“浙江衢州、江西广信等处”，而迟迟不回老营，这使曾国藩感到出奇地“骇异”和气恼，“恨”屋及乌，连对其人所带平江勇也破口大骂：“此次平江勇之可恶，实出情理之外！”他发狠心奏参李元度，要求朝廷惩治其人。要说，李元度对徽州之败确实应负一定的直接责任。此人书生气十足，本不精于兵事，但还颇显自负，刚愎自用，可能真是未完全按照曾国藩的安排行事，所谓有违“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但这似乎都是不能决定大局的小节，曾国藩当时的总体战略部署已奠定了其军在皖南的被动之局。就在徽州之败后祁门大营也更形吃紧的时候，胡林翼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有这样的评说：

丈（称曾国藩）筹皖南，必不可停兵株守。江督赐履，涤帅勋望，当为长驾远驭之谋，非塞向瑾户之计。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谣歌；稗史游谈，诬入方策。吾为此惧，公其远谋！或并力血战，以争徽、宁；或分兵远出，以保扬州。尚祈采择。

可以体察，这分明是责怪曾国藩“停兵株守”，“塞向瑾户”而未能“长驾远驭”，劝其改弦易辙。言外更有警告之意：这已经造成被动，导致败局，若不变通，后果更甚。想必当时曾国藩身边的许多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不应担根本责任的李元度说情。当然，这也是鉴于曾、李两人间先前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要曾国藩放李一马，以免内部交恶，有害大局。像李鸿章，在这方面就非常坚决。据说，鉴于祁门“绝地”之忌，他曾力劝曾国藩“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但曾国藩坚执己意，并不听从，还以为是别人胆小怕事，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及至李元度兵败徽州，曾国藩知其未死的消息后欲奏劾之，而当时起草奏稿这类事情为李鸿章职事所属，李便拉上另一幕友，前去与曾国藩相争，不被听从，便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毫不相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说若此，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亦不挽留，发话：“听君之便。”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果真很快离开了曾幕。

曾国藩也确实奏劾了李元度，说“徽州之陷，皖南道李元度躁扰愎谏，暨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赔误大局，责无可辞”，“相应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言其“躁扰愎谏”，大意也就是操切而不听人劝诫，如果说这还比较恰切，并非诬陷，那么，要求对其“革职拿问”，则够严苟。事实上，这还是听了一个幕僚的极力劝告，有所减轻后的结果。査此出奏的时间，是在九月十六日。前两天也就是十四日的曾国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中饭后，作梅写一说帖，极言劾次青折不宜太重。旋请之面谈，渠复再三婉陈，因将奏稿中删去数句。”还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李元度还未回到祁门大营。《庸庵笔记》相关材料中说是其人“久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将具书劾之”（李鸿章遂与争持），当是在时序事序上有所颠倒了。看来，是李元度回到大营后，知曾国藩业已奏参了自己，因此愤而不平（还有说他私下擅自索要了欠饷），赌气返回湖南。

曾国藩此次奏劾李元度，是与褒扬周天受并为之请恤在同一折中，说“周天受坚守七十余日，援尽粮绝，军民爱戴，城破身殉，大节凛然”。并且，联系到此前同为战地“拘节”的他两个胞弟的情事：“其胞弟周天培，去年在江北殉节，胞弟周天孕，本年七月十六日在金坛殉节，亦系坚守孤城，力竭不屈，一门忠勋，贞烈可风。”鉴此，奏请为他们建祠“以褒忠义而昭激劝”。想来，周氏兄弟都非湘系之人（尽管周天受死前有朝命归曾国藩节制），在此时此刻，曾国藩能着力为之说话，对曾有极深恩谊的同党人物李元度，则不徇派系私情，坚持奏劾，应该说有他秉公、持正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对李元度如此，也不无借追究他人而掩饰和推卸自己应负更主要责任的私意。

当然，李元度虽然被革职，但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其军政生涯。不过，由此与曾国藩转而一度交恶，自在情理之中。其实，遭曾国藩奏劾还不仅仅这一次，后边还有，不拟再说。不过到头来，曾国藩终究还是察觉并承认了对李元度的过分，有所反思和道歉，并且又密荐过他，对其复起当有重要作用。及至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间，他为李元度所作的《国朝先正事略》写序，其中有这样一段总结性的忆述话语：

如次青者，盖亦章句之儒从事戎行。咸半曱寅、乙卯之际，与曾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庄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数荐次青缓急可倚，国藩亦草疏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材，臣昔烊劾太严，至今内疚，惟朝廷量予褒省。”当时虽为吏议所格，天子终右之，起家复任黔南军事。师比有功，超拜云南按察使。而是书亦于黔中告成。

可知，李元度自徽州兵败后跌跌起起，军政之途颇不平顺，但终究做到按察使，怎么说也算个“副省级”了。可能出于为其书写序的话题需要吧，在上引文字中，曾国藩特别强调李元度儒生从戎“在军偏好文学”的误事，但密荐他复涉军政时仍褒其“下笔千言”的文才，看来，这确是其人的一大特长。于此，其实曾国藩自己也未必不有些“感同身受”，并且这也不失湘军将帅的群体特征之一。

曾国藩株守祁门期间，有与李元度的交恶，又有李鸿章的离去，还有许多人对其做事的非议，看来，不但在军事上被动窘困，而且人事上也颇有点“众叛亲离”的危机。当然，人事方面也不是没有成招儿，譬如在抵祁门前后，他依从左宗棠、胡林翼的意见，一道谋办的免左宗棠入川而留其麾下之事，就颇值得一提。

五月中旬，清廷令东纯前往署理四川总督并暂时接办军务，并有谕旨与曾国藩等筹商，若令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能否独当一面，于大局有无裨益”，显然是倾向作此任命。曾国藩在与胡林翼商酌该如何复奏此事的信中这样说：

左季公事，若待渠信来再定，则复奏太迟；若逕行先奏，则当请其入蜀。盖以事势言之，则入蜀大有益于鄂。鄂好即可波及于吴；吴好不能分润于蜀。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以奏对言之，谕旨所询，独当一面者，断无对曰否之理。既对曰可矣，则当令其速了萄之小事，而后再谋吴之长局。是忠于为国谋，忠于为鄂谋，忠于为季谋，三者皆宜入蜀，但不忠于谋鄙人耳……来吴则自谋私忠，入蜀则三谋公忠，二者俱可，侍无意必也。

可见，曾国藩是以所谓“三谋（为国、为鄂、为左）公忠”而非“自谋（为自己）私忠”的“高姿态”，作此番论说的。而左宗棠本人得知朝命有意让其入蜀的消息后，一向狂傲自负的他此番却忧虑重重，说“若改赴蜀中，又多一番周折”，因为自己刚刚“带勇学战”，“若临阵指麾，分合、进退、多寡之节，能合机宜与否，尚难自信”。又谓：“蜀乱已久，吏治、军政、人心无一足恃。滇匪、啯匪讧于内，石逆眈眈伺于外……宗棠资望既浅，事权不属，欲提数千之众专讨贼事，是何异于以寸胶而救黄河之昏乎？”加方经“樊案”一挫，他余悸未消，畏罹世网，担心人川与僚吏“彼此不相习，君子不能无疑我之心，小人且将百端以陷我”。他自量其力地自计：“今选募五千（人），自为统带，譬如乡居富人弃农学贾，起手即开大店，生意虽是好做，恐不免折阅之虞，更何敢独人蜀中，仰鼻息于他人乎？”应该说，左宗棠的这些担心都是很实际的。

而胡林翼综合考虑，权衡再三，到底还是不以让其人人蜀为是。他认为左氏名望浅，“气类孤”，别说是督办军务，即使“界以蜀督”，周围“多为小人”，“官作乱于上，民思乱于下”，亦恐其“必不能堪也”，认定还是按原议让他隶曾国藩麾下。这也得到曾国藩的认同，他与官文、胡林翼会奏，请朝廷允将左宗棠仍留其军营，“共挽江皖大局”。折中分析了四川形势，肯定左宗棠“其才可以独当一面”，但亦言及他“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的性情偏弊，陈说他奉襄办曾国藩军务之命后即在湘募练五千余人，即将成军东下，“今若改东师以西行”，不但曾国藩手下顿少一军恐不足当皖南之逆氛，“而左宗棠独往川省，亦恐人地生疏，或致呼应不灵”。朝廷允准。

就这样，左宗棠得以免于入川而归曾国藩麾下，其人及所部在帮曾国藩解危脱难中也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十月间，太平军袭羊栈岭，一度攻陷黟县，前锋甚至进至祁东乡附近，距曾国藩大营仅数十里。其时正当太平军实施第二次西征战略之际，尽管最主要的目标是湖北，但相关各部在皖南战场也一展雄威，曾对曾国藩的祁门大营造成三面包围之势，只剩西南一条连结江西景德镇的补给线。而当时左宗棠部就御守于此，左氏本人曾于十月末亲到祁门与曾国藩会商军事，然后返回本营筹划指挥，艰苦为战，在“是时环祁门无安土，屯军皆敛兵自守”的异常危急形势下，成为曾国藩大营不可缺少的后卫，也等于为其保守住一条生路。左部不但扼守住景德镇，而且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间与鲍超部“会剿”退至洋塘一带的太平军获胜，使形势一度发生转机。曾国藩向清廷奏报其时臣在祁门，三面皆贼，仅留景德镇一线之路以通接济，“赖左宗棠之谋，鲍超之勇，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用能大挫凶锋，化险为夷，洵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

当然，这时曾国藩说“化险为夷”为时尚早，接着，战局对他湘军方面来说再度恶化。二月底，太平军攻陷景德镇，使皖南曾国藩军的粮道断绝。而当时曾氏正部署攻取徽州，驻徽州西南的休宁就近调度。三月上、中旬，先后两次组织进攻，皆致大败。按曾国藩在三月二十四日上奏中的说法，“徽郡之贼，虽有二三万众，其精桿者不过数千，本可力战攻取，机缘不顺，两次未能得手”。说得似乎轻描淡写，但败得让他胆战心惊。因为在他看来，“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黟、休三县军民有米粮可通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亦不能保，是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成寐，口苦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也”。这是他在三月初五的日记中所言，当时攻徽之战尚胜败未卜，尚且如此，惨败定局之后，他的心境更可想而知。在其所谓“士气日耗，贼氛日长”的情势下，他于该月十三日“写信与纪泽儿兄弟，略似写遗嘱之式”，说“盖军势不振，旦夕恐蹈不测”。此信中说：

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吏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这自然是由衷之言。军事的确不是曾国藩的最大长项，与胡林翼相比，他似乎就略逊一筹。不过，其明志嘱儿，苦心可鉴。

这时曾国藩因战败“羞忿不肯回营，巳书遗嘱，布置后事”，以致“军中皇皇，莫知为计”。其实，他在祁门被困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写下具有遗嘱意味的书信，甚至常悬利剑于帐中，随时准备在绝境中自刎。事后回顾，他依然对其时遭遇心有余悸，哀痛良深，说是“自移驻祁门，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徽、宁失后，环祁之四面常有十余万贼围绕，更番互进，扼我粮道，几于无日不战，无路不梗”，“三省震惊，饷源尽绝，自问大局决裂，无复幸全之望”。甚至有他在此期死难的传闻迁延多时。中国第一个留美大学毕业生容闳，同治二年（1863年）人曾国藩幕府，是通过已在曾幕的他的一位朋友写信相约，当容闳接到此信时，脑海中泛上的疑问之一是：“一年前我就听说曾国藩亲自在徽州与太平军作战，后战败阵亡，看来传闻失实？”当然，事实是曾国藩并未亡于徽州，而后仍困于祁门。

祁门，对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