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再出，是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夏秋之交，在籍“蛰伏”历经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其时，他四十八岁，已近“知天命”的年纪。此次重出之后，他比以前会有明显的变化吗？有的。并且，决不仅是时日流失带给他的自然渐变，而是经过了对诸多磨难的反刍、对世情冷暖的感怀、对人生哲理的省究，在人际权谋、处世态度方面发生的“转轨”性大变。以后每当他回首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经验教训的省察和总结的时候，常常以此次“归隐”与重出期为界谈旧话新。

这次在籍期间，曾国藩对自己的处世之道，特别是对官场人际关系处理上的策略得失，进行痛入骨髓的反思和体悟，经过焦躁、忧愤而最终回归理智，心理上得到调适，决意作出策略调整。此期对他来说，不啻一次心理的涅粲。

在那个时代，官员的父母去世，去官回籍治丧守制尽管属于常规，但对于在前敌统军的大员来说则需要朝廷特许，因为军务非同一般政务。曾国藩在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奏报丁忧之后，并没有等到朝命下来，就离军返家，虽然他的奏折中有“遵制丁忧”之辞，但通常还是被说成“委军回籍”。一个意为“抛弃”的“委”字，倒也能反映他当时的几分真实情绪。

他是在父亲去世的当月之末抵家，次月才接到上谕的。上谕有两道。一道是因湖南巡抚骆秉章在曾国藩本人出奏之前，代为奏报曾国藩之父去世之事，朝廷接奏后于二月二十七日发布的，谓曾国藩“现在江西督师，军务正当吃紧”，“墨经从戎，原可夺情，不令回籍”，但鉴于其人“素性拘谨”，特赏假三个月，使之回籍治丧，假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第二道是接到曾国藩本人的奏报后发布的，除了重申前谕给定的假期外，还对曾国藩原统军队作了人事上的安排。及至五月下旬，假期将满，曾国藩上《恳请终制折》，说是自己“在京十四年，在军五年，堂上四人，先后见背。生前未伸一日之养，没后又不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负，实为难安”。这似乎是他恳请终制的心理根源，旨在以遂孝思。但同时又披露了这样的矛盾心情：“欲终制，则无以报吾君高厚生成之德；欲夺情，则无以报吾亲恩勤鞠育之怀。欲再出从军，则无以谢后世之清议；欲不出，则无以谢患难相从之军士。”可见，似又陷在守制与出山的两难抉择之中。他所陈述的之所以最终选择恳请终制的情由，主要是鉴于大局形势好转，江西军事亦“渐有起色”，可容歇肩，少他一人亦当“不见其损”。朝廷览奏仍未准其请，上谕还是饬其“假满回营，力图报效”，并强调他“身膺督兵重任”，非常例可比。延至六月初六，仍在家拒出的曾国藩，一日之间同上两折，一是“吁请开缺”，一是“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两相配合，殊途同归，而其中最为实质性的内容是“沥陈办事艰难”的部分，主要列举三端，大意为：

一是说他曾国藩“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提督、总兵）”。这主要是针对他部下的提拔补缺而言，谓其军概系募勇，不仅较高级的军职无缺可补，即使低级的千总、把总、外委之类亦终难得，虽说有人的武职虚衔被保举至二三品之高，但仍只充任本军的哨长、队目之类的微职，照此拿俸。而与巡抚、提督“共事一方”的“官军”，在拔补方面则可近水楼台，包揽把持。他本来无权也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而所统勇营人员的拔补上又受此限制，遂致“实缺之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

二是说他曾国藩身为“客官”，“职在军旅”而“非地方大吏”，对一些事情出令“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说是筹饷所涉的地丁、漕折、劝捐、抽厘，皆“经由州县之手”，其勇营的饷事往往受到阻挠，至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等事，他更是“不敢越俎代谋”。地方上皆督抚之“专政”，州县敬畏之，而排斥于他，这样，“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

三是说他曾国藩的职事不能“取信”于地方，更加重办事艰难。举出他的职衔和关防（印信）屡变，而有关上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以致外间不明其情而“时有讥议”，甚至说他“系自行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说他“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其“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等等。其部将遭地方上刑辱，他出示印札而不被承认。甚至以他名义出具的收捐凭证，也“每为州县猜疑”，对持有人“加之鞠讯”而“勒令续捐”。

鉴此，曾国藩在奏陈中强调：“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所以，他“仍吁恳天恩在籍终制”。

显然，曾国藩这是赤裸裸地向朝廷摊牌了。以前吁请终制的那种种理由，在此番所言的比对之下，俨然都成了虚与委蛇的搪塞，冠冕堂皇的应付，都显出不乏虚文、套话的敷衍。这回揭了他内心的实底，原来根子全在于他没有督抚的权柄。既然如此，还岂不是说：要我重出吗？那就必须授我督抚之权！当然，这种原话，在其奏折中并没有也绝不可能直说出来，但“暗示”得已经再明白不过，简直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会怎样下招儿呢？

当然，皇帝即使大发雷霆怒斥曾国藩是妄语狂言，也只是金口随开、朱笔一挥的事情。但是，并没有。上谕是这般不愠不火：

曾国藩以督兵大员，正当江西吃紧之际，原不应遽请息肩。惟据一再陈请，情词恳切。朕素知该侍郎并非畏难苟安之人，着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此外各路军营，设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渎请，致辜委任。钦此。

看，对曾国藩奏陈中的关键话茬儿，连理都没待理一句。不但“开恩”准了他开缺在籍守制（当然，留了个“暂”字的活口），而且，明令不许他再“渎请”干涉“各路军营”的人事。真真是把曾国藩“挂”了起来，“晾”了起来！

曾国藩岂能不好生尴尬和难堪！他决不真的想在家安心守制当“孝子”，此时其经世之心仍是强烈难抑的。就在他三番五次地吁请在籍终制之际，给部属的信中有“江右军务，刻不去怀”之言，可谓发自肺腑。这从随后他给返还军营的弟弟国荃屡屡致函，议论军事，指授方略的情形，亦可为证。载于《曾国藩全集·家书》中有涉这类内容的函件，从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上旬到该年末，就有十几通之多。他连连吁请终制，不过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想借机要朝廷授之以督抚之柄，好军政合一，方便行事，能施展本领大干一场。

不想朝廷借他屡屡吁请终制的由头来了个“顺水推舟”，这真让他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言。他对自己的“草草去职，致失物望”，深感所谓“内疚”，实际上是后悔。但是，舆论却一点也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落井下石的架势。不仅“朝议颇不以为然”，连湖南地方上对他也颇有微词，甚至这时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控制不小实权的左宗棠，也对他“肆口诋毁”，舆论则“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之疾”，也就是失眠症。此外，还有眼病。情绪上得病态也明显显露，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谩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媳，性情变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多年间的友人欧阳兆熊（后还做过曾国藩幕僚），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荐医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意思是劝曾国藩效黄老“无为”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嫉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遂决意改弦更张。他说自己“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故要紧是在“平和”。

在处世之道的反思方面，曾国藩表示当去“机巧”而返“笃实”。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初，他在写给国荃弟的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拒，则报复无已时耳。

官场宦海，本不啻权术的渊薮，哪里绝得了所谓“机权”、“机巧”、“巧诈”。不过，曾国藩这些年来自觉不自觉地也陷在了里面，弄得身心疲惫，倒也是真。这当儿反思起来，想返归所谓“平实”、“笃实”，以减少“钩心斗角”，寻求身心的些许解脱，也可谓一种真诚的追求。不过，要真达到“诚愚”的境界也难。说白了，无非是作由“刚”趋“柔”策略上的转变，以“克己”、“让步”的态度，来削减别人的防范和对抗，到头来以利于自己的进路。这时他依然主“强毅”，但强调在“强制”性地约束自己一方面，并且与“刚愎”划清界限。他这样说：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日强制，日强恕，日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自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这种事实上是结合自己现实教训的反思不免是夹杂痛苦的，但也是最容易见诸实效的。这在曾国藩利用时机顺梯下楼地出山的事情上，就典型地表现出来。有必要简略地交代一下其人得以复出的机缘。

一方面是同党之辈的从侧旁推助。曾国藩的在籍守制，不但自己实不甘心，同党也为之着急，千方百计为之帮衬复出。像当时湘系的首要之人、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下旬就曾上奏，以湘军水师统带缺乏合适人选为由，请求让曾国藩“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并说“幸机势可乘，东南大局，时不可失”。不过，上谕未准，说是“曾国藩离营日久，于现在进剿机宜，能否确有把握，尚未可知”，并且“江西军务渐有起色”，所以仍令“其暂守礼庐”。此次事虽未成，但胡林翼辈仍未放弃为曾国藩复出作铺垫的努力。

再一方面是军事形势的需要。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天京事变后虽与洪秀全分裂但仍打太平天国旗号的翼王石达开，率部自江西广丰进入浙江，使清方该省的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及至四月，在胡林翼的指挥下，湘军悍将李续宾率部攻下久为太平军所占领的江西九江，这是沿江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对于湘军来说自然是重大的胜利，李续宾也因此声名更著，有“浙人官京师者”，遂奏请其人改援浙省，但胡林翼以安徽事急拒受此议，对李氏“留而不遣”。当时清方浙江方面的暂代军事统帅，为刚受命来援不久的周天受，清廷虑其“资浅难统众”，命督办江南军务的和春赴浙督军，因和春“患病未行”，遂改命曾国藩出山援浙。

查清廷发布此命的具体时间，为五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接到的时间，为六月三日。他闻讯喜不自禁，立即给国荃弟写信说：“圣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余之丧，又令起复，以免避世之责。感激之忱，匪言可喻。”而启行的时间，为该月初七日，真可谓雷厉风行，没有任何耽搁，也没有再向清廷作任何讨价还价。这使得清廷颇为高兴，咸丰帝在他《恭报启程日期折》的朱批中表扬：“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不过，既然有“汝此次”三字的特指，似乎又暗示了对其“前若干次”不能恪遵朝命的不满。无论如何，从曾国藩的这次“奉命即行”，也足见其对复出的渴望，简直是到了急不可耐的程度。

他自家启程后先到省城长沙，与巡抚骆秉章会商相关事宜，而与左宗棠的接触，更见人际策略的转变。据说，他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自然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因为此前左宗棠对他“遇事掣肘，侈口谩骂”的出格做法，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很僵，曾国藩甚至“有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父丧忧居期间经过反思，即作出了主动缓和关系的表示。他借左宗棠表面态度上对先已复出的国荃弟“极关切”，便写信劝弟“宜以真心相向，不可怀智术以相迎拒”。而国荃也劝乃兄与左宗棠“通书问”，曾国藩立表同意，并很快写成一信让曾国荃过目并转达。尽管此信原文没有在曾国藩的集子中查到，但由左宗棠在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六日给曾国藩复信中的这般言辞，即可体察相关情形：

沅浦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持。窃念频年抢忧拮据，刻鲜欢惊。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征也。来书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

总之，是曾氏主动示好，左宗棠也作了自我“检查”的回应，这样，两人间的关系得以改善，或谓其“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譬如与江西巡抚的关系。经前面述及的曾国藩与陈启迈斗法之后，与新换上的巡抚文俊，表面的相对“和气”依然掩不住实际的交恶，联同有关人员“訾议”其人，不久又使之去职，由满洲正黄旗人耆龄接任，时在曾国藩借丁父忧离军回籍之际。这次曾国藩复出抵南昌后，主动与耆龄接洽会商，气氛协和。或与他前在江西时的情况对比评述说，那时曾国藩“兵饷俱困，地方官吏狎侮掣肘，事多艰阻”，而到这时，“耆龄奉令惟谨，主客大和，军事日有起色”。耆龄的态度，当然与曾国藩对他主动示好不可分开。后来欧阳兆熊把曾国藩“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的变化，看作他终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

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甚至颇有得意之感。

他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就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以后多年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譬如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给当时已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番话：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很僵，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又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很怀疑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经验之谈。

曾国藩常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借诸他人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警句箴言，意在于“隐忍”之中立志发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诀中所能包含的意蕴。文雅点讲，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直露地说，就是一种以笃实作包装的奸诈。说穿了，经过居父丧期间的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联系欧阳兆熊为曾国藩所勾勒的所谓“一生三变”的轮廓，更可见曾国藩此番自我调节在他人生历程中的紧要。所谓“一生三变”，涉及曾国藩的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单就为官方面而言，也有“三变”：说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前曾提及）；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应该说这大致符实。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与“检身”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所谓“天地完人”。他出办“团练”军务后的确表现出的是刚硬加严酷。不但是对其心目中的所谓“匪”类，在处理与湖南地方官员的关系上，也是不避越俎代庖之嫌，采取刚硬手段的。有关具体情况前皆述及。而到他丁父忧期间再出这时的转行“柔道”，诚然不失为其“官道”方面的一大变化。不过，这与所谓曾国藩的“挺经”真意，倒未必绝对是南辕北辙，其间当有某种连通。也许，欧阳兆熊在这一点上也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倒是当过曾国藩的弟子又任过他幕僚的李鸿章，向人透露过的曾国藩“挺经”的玄机，更合其真义。他说是曾国藩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并举出一条为例：

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土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日：“老哥，我家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日：“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日：“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日：“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不过，乃挺身就近日：“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日：“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

据李鸿章言，这便是“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不知道李鸿章是故意卖关子，还是自己也不尽知，反正是只讲了这一条。听者听人了迷，还等他逐条讲下去呢，他却说，就此一条，够了够了，不再讲了。不过，这第一条既然是开宗明义，那么，应该可以推知，曾国藩“挺经”的主旨，并不是仅仅主张绝对地刚硬不让，当也包括以退为进的“柔道”之类。后来曾国藩自己即有所谓“固执之挺经”和“通融之挺经”的说法。后世甚至有人根据上引李鸿章所讲“故事”的意蕴，认定“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这也就意味着是侧重在“通融之挺经”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曾国藩这种“挺经”思想之大成，当是在前有胚芽的基础上，到守父丧期间和之后臻于大成。

曾国藩的这种“变”并不奇怪：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依前曾引及的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所言，他的主人“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这一量化的对比，就足以证明曾国藩“变”的必要和必然了。也可见当年官场上充满钩心斗角的龌龊，无时无刻不在扭曲着正常的人性。

当然，他的这种改变，主要是体现在官场内部关系方面。对于镇压他心目中的“贼匪”来说，他的坚决和残酷是一贯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