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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平常的时间——清朝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晚间十来点钟。可以想见,此时,京城里白天的喧嚣已经退尽,即使皇家宫苑,其昏黄色的灯光里,似乎也透出几分疲惫。至于散布在辽阔“王土”上千千万万个孤镇陋村,更是被浸着寒气的朦胧月色包裹在沉寂里。不要说这一时刻,即使在这一年里,皇朝也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特大事变。较需一提的,是七月间朝廷重申“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和“民人私习其教”,要把“禁教”和闭关锁国的樊篱扎得更紧。
这是一处平常的地方——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大界白杨坪。这个闭塞的山野聚落,离大清帝国的都城有三千多里之遥,乡民们也许大多能够隐约知道,正在金銮殿里坐天下的是嘉庆皇帝,至于皇帝和皇家宫苑是个什么模样,恐怕连做梦也想象不到分毫。不过,这里有世代相沿的山山水水,黎民百姓尽管生活贫苦,但也年复一年、习以为常地生息繁衍,打发着平淡无奇的岁月。
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一个“小康”农家的孕妇临产。这时距“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纶音”发布业已百年,全国丁口已达三亿五六千万,在这偏僻的山乡再添一个小儿,何异于沧海之中再加一粒微粟?
然而,此时、此地、此事,可以说又都是不平常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家庭,而且对它所属的王朝也是如此。如果说其不平常,对于王朝来说还要待三几十个四季循环之后才会证明,那么,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眼下即已步入“进行时态”了——据说,这家辈分最长、年近古稀的曾竟希老人,此时在睡梦之中忽然看到一条巨大的“神虬”蜿蜒自空而下,落在他家中庭,头伸到梁上,尾端则盘绕于柱,“麟甲森然,黄色灿烂”,让人“不敢逼视”,遂被惊醒,而这时恰好听到传报曾孙出生的喜讯。老人揣摩方才梦境,大喜曰:“是子必大吾门,当善视之!”这个婴儿,便是初临人世的曾国藩。看,“神虬”惊梦之事,岂不就是一个“不平常”的开头!
还说此儿出生之后,他家又有“苍藤生于宅内,其形夭矫屈蟠”,很像曾祖父梦中所见“神虬”的形状。以后多年间,此藤荣衰竟昭示着长大成人、步入社会的曾国藩境况的顺逆:它枝叶繁茂的时候,曾国藩就登科、升官、打胜仗;而他遭逢变故和挫败之时,藤就显出似要枯萎的样子,所谓“如是者历年不爽”。还有曾国藩为“癞龙”转世之说。这除了与曾祖父梦境和故宅奇藤的事象有关之外,还牵涉其人的“癣”疾。曾国藩长大后患上这种病症,百般调治,时轻时重,终不得愈,后半生一直为其所苦,痒上来不停地抓搔,癣屑如鱗片纷纷脱落。从其症状看,恐怕就是今天所谓银屑病(俗称“牛皮癣”)。这对于曾国藩本人来说恨不得一朝除之而后快的疾患,却被传为“癞龙”体征。据说与曾国藩有过接触的江西饶州知府张澧翰,精于相术,有谓其端坐注视曾氏,“张爪刮须,似癞龙也”。
这个“癞”字听起来不雅,在当年则是必须得加上去的。谁都知道,那个时代只有帝王才堪称“真龙天子”,其他任何人不得“拟龙”僭越。曾国藩再显再贵,也终为“人臣”之属,是其人“赖有此癣,俾虽龙而癞,不与所谓真龙天子同科。否则,黄袍加身,取清室而代之矣”——后人或就此说生发感言:“癣疥之疾,乃有偌大关系,良可发噱!”然而,无论你觉得多么可笑,当年的造作者想必是很认真的。除了“癞龙”、“神虬”之外,也有以“巨蟒”称之的。总之,都是与“真龙”不同但又形近的非凡之物。
说曾国藩是这类物种转世者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其人生性畏惧鸡毛。说是他遇有传递紧急情报的“插羽之文”(按:即俗称“鸡毛信”之类),“皆不敢手拆”。作此说者还以在场见证人的身份记述下这样的事情:曾国藩在去世的前几个月到上海阅兵,其侍从事先到检阅台査看布置情况,见为曾氏准备的座位后边有鸡毛扫帚,立即让人拿掉,说曾氏“恶见其物”。那么,何以如此?记述者由《随园随笔》中査考到了关于“焚鸡毛,修蛇巨虺闻气即死,蚊蜃之类亦畏此气”的记载,遂更“悟”及和相信曾国藩是“神蟒转世”。而在那一特定时间和场合出现的鸡毛帚,似乎就成了曾国藩不会久于人世的凶兆之物。
此类事情并非仅仅作为志异性的谈资笑料被记述下来,当年多是作为“正经”之说出现的,甚至为曾氏所作谱传中也不乏作为可信之事采载者。譬如,由作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署名的《曾文正公年谱》中,还有其人所作《曾太傅毅勇侯别传》里,都肯定性地置有这类内容,并且属较为“原始”者。我们这里考索展陈这类内容,绝不是作为猎奇的噱头,而是要透过这种传说的荒诞表象,体悟其不应忽略的政治和文化蕴涵。正如有谙熟近世掌故的人士所注意到的:旧日人们对于显贵人物,“每喜以附会种种神话,以示崧生岳降、生有自来之意。历代开创之君,其赖以号召,故神其说者无论矣;即人臣之位高勋著者,亦不乏神话式之传说,为非常人之特征”。的确,翻检旧日的帝王将相传记,关于若辈出生时的神异之说并不鲜见,甚至可谓连篇累牍,在在多有,关于曾国藩者绝非特例。
想来,对旧日这种颇为流行的传闻事象,仅以“荒诞不经”予以简单地抛弃并不可取。其实,它是当年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神秘文化的一种醒目表征,具有“神道设教”的性质。它之所以能够流行得开来,也是以具有起码规模的接受市场为前提性条件的。一般说来,显贵者当然不会排拒对其有利的神化,但这种神化变本加厉地凸显和放大往往更在事主无知无觉的身后。具体到曾国藩,他在世之时对有关自己的神异传闻能知晓多少及所抱态度不好细究,但起码可以想见,对以其体癣附会而成的“癞龙”之说,如果他能得知,恐怕不免会抱以几分苦笑。他是怎么也不会欣赏和留恋如此“贵疾”的吧?难道他可能一边挠着“鳞体”,一边陶醉于“癞龙”之想,默诵“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痒’其体肤”吗?
至于神虬惊梦的故事,则可以说既是相关一系列传说的生发源头,更不失为其家族的“传世经典”。曾国藩去世后,其子曾纪泽在祭父文中也郑重置言昔我高祖,夜梦神虬,蟠础缠栋,炖蟺蚴蟉。怖骇末终,诞降吾父,卜云大吉,为王室辅。苍藤献瑞,垂荫终亩,大逾十围,其占贵寿。贵则贵矣,寿止如斯。有征无征,天道宁窥?虽说表面上在最后表示出对其征验的怀疑之意,但实际上其主旨还是借以张扬乃父的非凡、特出。
推本溯源,神虬惊梦的故事与其说是曾门的欺骗性杜撰,不如说是巧合性附会更近乎情理。曾氏借它寄寓的是光大家门的一个强烈愿望。也可以说,它是曾门多年间一种最大希冀的幻化。这从其山乡农家与古圣后裔的家世背景便不难解读出来。
曾国藩家的远祖,可以确切地追溯到曾参。这由存世的曾氏祖谱资料可以推査证明,的确没有曾国藩家族为给自己贴金而妄行攀圣认祖的嫌疑。曾参,春秋鲁南武城(今属山东费县)人,孔子的著名弟子。是他发明了“吾日三省吾身”这千古不朽的格言,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相传也是由他述作。他被后世尊为“宗圣”,享配祀“至圣先师”孔子之荣。这显然是一块很荣耀和漂亮的祖源招牌,曾国藩家族当然珍惜和利用,其祖谱全称即《武城曾氏衍湘乡大界房族谱》,特别标识出由武城“宗圣”流衍到湖南湘乡的宗支关系。当然,实际上这中间还有若干中转环节。
有考察者据曾氏族谱资料揭明:武城曾氏自十五派曾据南迁江西庐陵,至四十五派曾霸(坝)始迁湖南衡阳唐福,至六十二派曾孟学迁湘乡大界(今属双峰县),成为大界房曾氏始祖。曾孟学,字少林,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其曾孙曾应贞(字元吉)便是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国藩的曾祖竟希,也就是在曾国藩降生时做了那个“神虬”之梦的人,是曾应贞的孙辈。曾竟希生有五子,第三子曾玉屏(字星冈)就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生有三子,其长子曾麟书(字竹亭)即是曾国藩的父亲。
曾国藩的出生地在湖南湘乡大界白杨坪,这个不大的村落地处湘乡、衡阳两县之间的高楣山下,在湘乡县城以南百余里。是竟希老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率家人迁居该村的。也就是说在迁来此坪的第四个年头,曾国藩出生。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小家族只能说是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的乡间小土财主。虽说积累有百十来亩地产,在十坪八村算得上比较富裕的门户,后生们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条件,但多少辈子还没有出个获得功名、登科人仕的人物。这岂不让“宗圣”曾子的这支传人汗颜?正是寄寓着家人们对一个男婴日后蟾宫折桂、光宗耀祖的厚望,曾国藩降生世间。这个时候,迷信预兆的老人们一个巧合的怪梦,或是其眼中一种“奇特”的事象,都极容易有意无意地被赋予神秘的解释,神虬惊梦之事恐怕即不外如此。
当然,“国藩”是其人日后才有的名号,他的乳名叫宽一。据传说,小宽一初生之时丑陋猥琐毫无富贵之征的样子,竟让其生母江氏对可能应合老太爷的梦释大为怀疑,不过,丈夫关于孔夫子刚生下来也是一副丑怪模样,终成至圣的一番例说,使她转觉宽慰。祖父曾玉屏,更是对得孙男喜不自禁。据说平日并不怎么迷信的他,为长媳的生男生女,事先曾请算命先生占卜,结果说是要得女孩,他急得求神许愿,祈求生个男婴。长媳临产之时,夫人去接生,他自己在屋里守候不睡。还几次跑进祖堂添油剔灯,焚香祷告,乞求祖宗保佑快降男喜。接完生夫人回屋,他急不可耐地问是男是女,平时在丈夫面前唯唯诺诺粗气也不敢喘的夫人,打心眼儿里高兴,此番竟斗胆要成心逗一下丈夫,故意装出失望的样子告是“千金”,曾玉屏一听顿时懊丧之极,呆愣愣地俨然木雕泥塑。正好这当儿曾麟书兴冲冲地进来报是男婴,老头子一听顿觉喜从天降,当下就铺排要大筵宾客。这虽然只能当作一种故事性花絮,品味起来却十分符合曾门人等当时的心理状态。在那个时代,女子连科举入仕的性别资格都没有,光大门户的希望当然只能寄托在男儿身上。得男得女,可以说是其家族梦想是否有真正希望的首要前提。所以小宽一的出世,对于当时的曾门来说不啻天使降临。
有记载说曾国藩自幼就显有特异出众之处。譬如:“自初生至三岁(按:旧时计岁是以虚龄,本书中皆照此),庭户不闻啼泣声。母江太夫人勤操作,不恒顾复。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侧,花开鸟语,注目流眄,状若有所会悟”。及至五岁时,便“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其实,这种俨然“史笔”之下的“实录”,较之上面述及的某些稗野传闻,其可靠性也未必就能高多少,甚至更易落入为尊贵者天生命定出奇超作注、张本的窠臼俗套。曾国藩少年时的许多迹象表明,他也并不是一个超常聪慧的神童。不过家人对他的钟爱是可以想见的,特别是那个信得梦兆的竟希老人,对小曾孙会喜爱尤甚。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等到吉梦征验的那一天,在曾国藩六岁那年以七十有四的享年去世,据说小宽一“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
竟希老人去世后,曾玉屏便成了一家之长。这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物,并且也是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最大的长辈中人。曾国藩这样记述其祖父的言说:“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可知,曾玉屏是一个经历了浪子回头般人生转折的人物。其家虽非豪富,但尚能衣食无忧。于是,他一度成了一个耽于游惰的浪荡子。但是,这种靠农耕起家的小康之户,必须是靠持家的勤苦来支撑和延续的。对曾玉屏的浮薄派头,乡里长老非但“讥”之,更以“将覆其家”来警告,诚为良苦之言。有幸曾玉屏由此而能受到警醒,翻然悔悟,改弦易辙,前后判若两人,真可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仍是据曾国藩记祖父忆述:
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垅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乏弥安也。
这不只是描绘出了一幅生动的勤耕力农的图画,同时也情真意切地道出了农耕苦乐的生活哲理。
曾玉屏火大性暴,而又豪爽侠义,贺吉吊丧,扶危济困,身体力行,在乡里算得上一个能孚众望、有头有脸、令人敬畏的人物。他自己说:“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至于在家中,更是说一不二的专制之主。其夫人是一个能勤苦持家,“经纪百端”的主妇,但在他面前“卑诎已甚”,甚至到了一见丈夫愠怒,“则竦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的份上。对于后辈更是严厉有加,不稍宽纵。
如此,曾玉屏莫非就全身心地充满荣耀和优越感了吗?不,他心头也压着一块不能自我卸掉的巨石,那就是所谓“大以不学为耻”。为学可不像农耕那样只要不惜心身之力立马可行,春华秋实收效快捷。而要学有所成,特别是走通科举功名之路,除却其他多方面的因素不说,单学历一条,即使自幼苦读,十年寒窗,也未必能争得一捷。像曾玉屏这样半老之年方脱胎换骨,又得以业农顶家为主,再走士子之路显然已不可能,他只好寄望于儿孙后辈。在这方面自身的绝望越大,对后辈的希望越殷,所以极力为之创造学习的条件和氛围。他尝这样坦言:“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以为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
长子曾麟书自然首先成为他督导的重点对象,所谓“穷年磨厉,期于有成”。并且对其严厉峻烈得出奇,“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曾麟书也只得逆来顺受,所谓“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想来,曾玉屏这样对待长子,实在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他虽然在时间和物质方面为其创造了学习的良好条件,曾麟书也不是怠惰荒嬉之辈,但资禀欠佳,才力平平,能成“大器”的希望几微。三子中的其他俩人,小曾麟书七岁的次子曾鼎尊在这方面更是无望(并且,他于二十四岁上就早逝)。三子曾骥云仅长侄儿曾国藩四岁,一个稚童虽说是否可雕之材尚难判定,但也见不到聪慧出众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寄望孙辈学有大成的梦幻自会超常强烈,此又是与曾门新的一代香火延续合一的事情。
曾国藩并不是他父母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其上边是姐姐国兰,国兰也是后来起的名号,其乳名是“男妹子”。她出生前长辈都殷殷盼望这一辈的头一个孩子是个男儿,可生下的却是个女婴,曾家人一时大失所望。按习俗初为人父的曾麟书应向岳家报喜,可他扫兴未去。给这个头生女孩取名“男妹子”,便有兆示第二个必定是男孩之意。由此,便可更真切地体察曾国藩临生之际曾家人等那般忐忑的心情,恐怕不啻下了巨大赌注者正面临翻牌见输赢分晓的那关键一刻,由此也就能够更有助于理解那“神虬惊梦”故事的寓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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