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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瑞金医院的急诊住院部待过。我虽然在那个地方躺了三天,但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观其全貌。躺着看,那是一个厅,估计三十平方米左右的样子,一面墙是自动玻璃移门,最大限度地塞满了急救床、氧气瓶、滴液架。床床之间间隔很小,偶有家属走动,冬衣衣角就会连带掀翻没有来得及倒掉的方便面碗、便盆什么的。一旦有人进出,自动门会开得很大,冬天特有的阴霾潮湿之风就会扑面而来,身上盖着老爸特意赶回去取的羽绒被,身下虽有为便于移动而铺垫的毛毯,仍然感觉特别冷特别冷,尤其在深夜或凌晨两三点有急救病人进来的时候。
救护人员从救护车担架往急救床上搬我时,放的位置可能有点偏差,我的脚后跟刚好架在急救床床脚的钢边上。没有人想过我不能动的概念是一动也不能动,也就是说,我压根没有能力把脚跟从那个冰凉的钢边上移开。我告诉妈我觉得脚跟很沉很冷,但是她看着急不敢下手抬我,急得左右转悠,实在没有办法,把羽绒衣脱下来,抱着垫着我的脚,直到老爸帮我买了一双巨大的棉拖鞋。很久之后,当我能站立了,我才看清了那双鞋子的左右脚分别绣着“不离不弃”的字样。
置身于一堆生命体征衰弱的病残人群里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病苦缠身已是事实,也就认了,剧痛难耐,不能耐也得耐,也就罢了,偶有寒风刺骨也就忍了,但怕就怕在整个空间里有一种莫名的气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低沉阴暗,加之身边病友的哀呼惨叫不绝于耳,似乎亦加重了原有的病情苦痛。
夜里三四点的时候身边新进来一个病友,躺着被抬进来,但是精气神很好,嘟嘟囔囔嗔怪朋友们太小题大做。这是一个在早点铺打工的三四十岁的河南汉子,起来开工莫名其妙尿了点血,洗手开工和面不知怎么地就晕倒了,工友于是七手八脚把他绑到了救护车上。他醒来怕花钱,试图出院,开始和护士讨价还价。我和妈疲惫不堪被吵醒。哪知道六点不到,他那在浦东做工的老婆赶到床边,人已经叫不应了,不是睡着,是再也醒不来了。
说实话,当初的我在心理承受力方面还是个嫩娃子,夜里,身边的病人接二连三死去,加上突然响起来的恸哭让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我的病比他们重,还是比他们轻,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距离死亡有多远。
我不是怕死,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老师朋友都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形成一张以光头马首是瞻的无形的网,来试图尽全力救助正从悬崖往死亡谷底坠落的我。有时候电话那边只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你说!你要找谁?我帮你联系。”可是,光头和我却全无方向。我们,不知道找谁才能救命。
躺在那样的病床上,等着,干等着病痛蚕食肉体与意志,是非常可怕的。走投无路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老邱的出现,在光头看来,简直是在万众瞩目之中,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祥云而来的。老邱是我住进急诊室的第一个晚上到的,问了问情况,约好第二天清早陪光头找他的医生朋友。
此后的事情我不得而知。很多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的医生我至今都没有见过。我只是知道有个叫做糜建芳的医生,看到我的病历,沉思片刻,开始帮脑子已经混沌得不知道白天黑夜的光头梳理头绪,应该如何一步步确定我的病症,应该去找什么医生做什么事情:犹如《西游记》里唐僧师徒涉通天河,有神仙那么一指,无尽的滔天汪洋自左右分开,现出一光明大道。虽说,这条道依然需要我们一步步自己走,但是好歹是有路了。
我更知道有个叫做金晓龙的病理科主任。光头几乎是贸然拜访,踢了人家的办公室门,火烧屁股地闯进去问哪个是金晓龙医生。金医生一头雾水地被按着头看了病历后沉吟片刻问:“病人现在用什么止痛?”
光头说:“没有止痛。”
金医生倒吸一口凉气,盯着光头很慢很慢说出一句话:“一般人,这种情况下,痛,都能痛死。”光头对我的崇拜之情刹那间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为,我基本上,除了移动震动的外界因素,从来不叫痛。
金医生可能悲悯我这个年轻妈妈,几句话讲解了他的想法,基于我非常特殊的病情,救火一样摸了电话开始联系他认识的最好的医生给我做骨髓穿刺、CT引导病灶穿刺。
骨髓穿刺需要病人至少有五分钟不能乱动,而我会时不时抽搐。这点很致命,也因为这个,我在六院付费交钱被推进手术室又被推了出来,医生不敢做,医生怕操作期间我的无名抽搐会导致取骨髓的时候出医疗事故,一旦如此就意味着我要瘫痪一生。
是否要骨髓穿刺,对我来说这个决定非常艰难。我用了很漫长的一分钟的时间,最终选择了骨髓穿刺。不知道为什么,冥冥中,我相信我肯定可以控制自己,哪怕这些反射就像膝跳反射一样不会被人主观控制。
因为不能移动,我只是被从那个简易病房的病床堆里推出来,推进咫尺之遥的ICU,靠着那扇磨砂玻璃门开始骨髓穿刺。除了医生的手术包和一次性手套之外,四下环境没有什么灭菌消毒之类的说法,到处奔走的家属和病人都有可能撞到医生。我当时最担心的,不是卫生情况,而是在医生的道具斧锤进入我骨髓深处的时候,那个磨砂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非常可靠且温柔的男医生耐心等了我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里,我只是做了一个正常人不消一秒钟就能做到的动作:侧身,调整体位,找一个我能做到的姿势,方便医生做手术。我能做到的体位可能距离医生希望的很远,那位医生是跪在地上帮我取骨髓的。
具体如何操作我经历过后依然不明就里,我只记得抱着救护床栏杆保持侧身,然后听医生“嘣嘣嘣”地似乎在拿一只锤子把锥子一样的东西敲进我的骨头,期间开玩笑说:“你的骨头好硬啊。”
光头扶着我的腿防止我抽搐,所以目睹全过程。我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动作、声响、表情,手术完成后甚至还开玩笑谢谢那位下跪的医生,因而获得了他由衷的佩服和崇拜。
骨髓穿刺,不如我此前想象的可怕。可怕的是CT引导病灶穿刺。依然是骨髓穿刺,但是因为上了CT,痛入我生命的最深处,而使我几近丧命。原谅我,我至今不能面对这段回忆。
似乎是做完CT下引导穿刺的那个夜里,我有些撑不起了,在无助而无边的疼痛里我似乎看到属于我的那盏生命的油灯,一点点黯淡一点点泯灭。夜里两三点的样子,身边有个不知名的病友停止了他的生命。在惊天动地的家属悲恸哭声中,我叫来一直闭目养神但一直睡不着的妈妈。我说,如果我去了,在上海火化,然后把我的骨灰带回山东,在那片我曾经试图搞能源林的曲阜山坡地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至少那里有虫鸣鸟叫、清溪绿树,不要让我留在上海这种水泥森林里做孤魂野鬼。
妈妈无言点头,我嘱咐她,土豆每年生日的时候,带他去看看我,顺便也去过过村野田园的生活。我让他们一定照顾好自己,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在关键时刻替我照顾土豆。说这个的时候我有些控制不住,我在拷问自己,究竟放不下的是土豆还是自己的父母。我知道土豆会有很多人爱,光头会照顾好他,而妈妈和爸爸是我最不放心的,但是不懂为什么,我却最不舍得那个刚刚学会叫妈妈的胖滚滚的娃娃。那一刻突然想到了《红楼梦》里“好了歌”,想到那句“世上都道父母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我甚至想,哪怕就让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动,每日像个瘫痪的人,污衣垢面趴在国泰路和政立路的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骂万人践踏,只要能看着爸妈牵着土豆的手蹦蹦跳跳去幼儿园上学,我也是愿意的。
光头顶着明晃晃的脑袋在天亮的时候带来一个好消息,他七弯八拐终于找到了J医生,不等我的检查结果出来,当机立断直接抢在元旦休息前把我推去了二十楼。那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没有人知道,如果我在急诊室不用任何药物等到元旦假期结束会是什么结果。
二十楼是院中院,名叫瑞安,瑞金和香港的合资医院,医疗环境与急诊室有天壤之别。在我病情如此危重而且没有任何检查结果的时候,任何一个科室的医生纵然再可怜我,也不敢冒然收我入院,刚愎下药。去那里是最好的过渡选择,去那里似乎也不需要特殊关系。只是,我们从来都不关心这种信息。
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条命。
进了瑞安的第一件事是猛嗑止痛药,先几粒,掐着表观察反应,不管用,然后一把把地吃,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后来决定用强痛定止痛针,结果悲剧的是,我当时太痛了,以至于神经性抽搐,打针会有自我保护一样的反应,臀部肌肉太过紧张,针很难扎进去。好不容易扎进去了,护士吃奶的力气都用光了,就是推不动针管。再后来,用了止痛贴,四张。我瞟见护士手里那个包装上写着:四十岁以上非癌症病人禁用。后来,等我可以下地活动,可以整理东西,有机会能读说明书了,才知道这个东西贴多了或者贴的位置不对,会影响心肺功能,有生命危险。
无论怎么说,我可以止痛了。我躺在那张美国进口的电脑升降病床上,听着电脑里的《春江花月夜》,那是光头找来的抗癌音乐。父母侧立在左右,我闭着眼睛非常享受这没有疼痛的时光,信口说:“如果不疼,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
没想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妈先是“扑哧”一笑,然后流泪了。后来,这句话成了我生病期间的著名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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