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土耳其式的？”歇洛克·福尔摩斯问道，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靴子。这时我正斜倚在一把藤椅上，伸出去的两只脚则引起了他的关注。

“英国式的，”我惊奇地回答，“在牛津大街拉梯默鞋店买的。”

福尔摩斯微笑着，显示出不耐烦的神情。

“洗澡！”他说，“洗澡！为什么去洗使人松弛而费钱的土耳其浴，而不洗个令人爽快的本国澡呢？”

“最近几天我的风湿病又犯了，感觉不舒服。土耳其浴是一种可取的疗法，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就像身体的清洁剂。”

“顺便问问你，福尔摩斯，”我接着说，“我不怀疑，对于有逻辑头脑的人来说，靴子和土耳其浴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不过，要是你能指出来，我将十分感激。”

“这个推理并不难，华生。”福尔摩斯说，顽皮地眨眨眼。“这还是推理的基础课程，我问你，今天早上谁和你同车坐。”

“我并不认为一种新的实例就是一种解释。”我不以为然地说。

“哎呀，华生！一个庄严而有逻辑的抗议。我来看看问题在哪里？把最后的拿到最前来说吧——马车。你看，你的左衣袖上和肩上都溅上了泥点。如果你坐在车子中间，就不会溅上泥点了。如果你坐在车子中间，要有泥点当然两边都有。所以，你是坐在车子的一边，这很清楚。你有同伴，这同样也很清楚。”

“这很明显。”

“荒唐而且平淡，是不是？”

“但是靴子和洗澡呢？”

“同样幼稚。你穿靴子的习惯非常固定。现在，我看到的是，靴子的双结是认真打过的，这不是你平时的系法。所以，你脱过靴子。是谁系的呢？鞋匠还是澡堂的伙计。不可能是鞋匠，因为你的靴子差不多是新的。哦，还有什么呢？洗澡。太荒唐了，是不是？但是，不管怎样，你洗土耳其澡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

“你说你洗土耳其澡是因为你需要改变。我建议你再洗一个。我亲爱的华生，去洛桑怎么样？头等车票，钱随便花。”

“很好！但是为什么呢？”

福尔摩斯靠在椅子上，从口袋中取出笔记本。

“世界上最危险的一种人，”他说，“就是四处漂泊，没有朋友的女人。她最无害处，但往往是最有用的，往往是别人犯罪的导火索。她孤立无助，四处流浪。她有足够的钱使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她往往迷失在贫寒的私人旅店和寄宿栈房里。她是迷失在狐狸世界里的一只小鸡。她被吃了，也很少有人想念她。我担心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已经遇到了某种灾祸。”

突然从抽象概括转到具体问题，使我放松了。福尔摩斯在查阅他的笔记。

“弗朗西丝女士，”他接着说，“是已故拉福顿伯爵直系亲属中唯一的幸存者。你或许记得，遗产都给了男性，只给她一点财产，但其中包括几件非常稀罕的古老西班牙银饰珍宝和巧夺天工的钻石。对于这些，她爱不释手，不肯存放在银行，老是随身携带。可怜的弗朗西丝女士刚刚步入中年，非常漂亮，然而，由于一次意外，二十年前一个庞大家族中的最后一位成员无家可归了。”

“她出了什么事？”

“哎，弗朗西丝女士出了什么事？是活着还是死了？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这位女士有个习惯，四年来，她每隔两星期都给她以前的家庭女教师杜布妮小姐写一封信，这个习惯从没改变过。杜布妮小姐早已退休，现在住在坎伯韦尔。向我求助的正是这位杜布妮小姐。五个星期过去了，她没有收到任何来信。最后一封信是从洛桑的国家饭店寄出的。弗朗西丝女士似乎已经离开那里，但没有留下地址。杜布妮小姐一家人都很着急，而且他们非常有钱，如果我们能够查明真相，他们将重金酬谢。”

“杜布妮小姐是唯一能提供情况的人吗？这位女士肯定也给别的人写信吧？”

“有个通信者是肯定的，华生，那就是银行。单身女人也得活。她们的存折就是日记的缩影。她的钱存在西尔维斯特银行。我看过她的账户。她取款的最后一张支票，只是为了付清在洛桑的账单，但是数目很大，现款可能留在她手上。从那以后只开过一张支票。”

“给谁的？开到什么地方？”

“给玛丽·黛汶小姐。开到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大概三周前，这张支票在蒙彼利埃的里纳银行兑现。总数五十镑。”

“那么这个玛丽·黛汶小姐是谁呢？”

“这个我已查出来了。玛丽·黛汶小姐曾是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女仆。为什么把这张支票给她，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是毫无疑问，你的调查将会很快弄清这个问题。”

“我的调查？”

“所以才要到洛桑做一次恢复健康的探险嘛。你知道，老阿伯拉罕斯害怕送命，我不可能离开伦敦。此外，从原则上说，我最好不要离开。要是没有我，苏格兰场会感到寂寞的，并且也会使犯人莫名的激动。所以，你去吧，亲爱的华生。如果我的拙见每个字能值两便士的高价，那就让它在大陆电报局的另一头日夜等待你的使用。”

两天后，我来到洛桑的国家饭店，在那里，我受到那位大名鼎鼎的经理莫塞先生的礼貌接待。他告诉我，弗朗西丝女士在此住过几个星期。见到她的人都很喜欢她。她不到四十岁，风韵犹存，可以看出她年轻时是个美人。莫塞并不知道她有什么珍贵珠宝，但是仆人曾提到过，那位女士卧室里的那只沉甸甸的皮箱总是锁着。女仆玛丽·黛汶同她的女主人一样，也很受大家的欢迎。她已与饭店里的一个领班订了婚，你要想得到她的地址并不难，就在在蒙彼利埃的特拉扬路十一号。我匆匆记下这些。我觉得福尔摩斯收集信息也不过如此。

还有一点并不明朗。就我掌握的信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位女士突然离去的原因。她在洛桑过得很愉快。所有的证据告诉我们，她本想在这湖滨之上的豪华房间里度过这个季节，但是，她却在预订的第二天就离开了，白付了一周的房租。只有女仆的情人茹勒·维巴提出一些看法。他把这位女士的突然离开，和一两天前与一个又高又黑、留着胡子的人的来访联系起来。“野蛮人——地地道道的野蛮人！”茹勒·维巴嚷道。此人就住在城里的某个地方。有人见过他在湖边的游廊上和这位女士热切地交谈。随后他来拜访这位女士，但她拒绝见他。他是英国人，没有留下他的姓名。之后，这位女士就马上离开了那个地方。茹勒·维巴，以及更重要的人——茹勒·维巴的情人，都认为那个男人的来访，和这位女士的离开具有因果关系。只有一件事，茹勒没有谈到，那就是玛丽为何要离开女主人。关于这一点，他不能、也不愿说什么。如果我想知道，我必须到蒙彼利埃去问她。

我第一阶段的调查就此结束。第二阶段主要是找到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离开洛桑后要去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似乎她是有意隐瞒，这使我确信，她到那个地方去是为了甩开某人的跟踪。否则，她的行李上为什么不公开贴上去巴登的标签呢？她本人和她的行李都是绕行来到了莱茵河旅游胜地的。这些情况是我从当地库克办事处经理那里了解到的。我去巴登之前，发电报给福尔摩斯，告诉他我的进展，并且收到他的回电，他诙谐地赞许了我。

在巴登寻找线索并不困难。弗朗西丝女士在英国饭店住了两周。她在那里认识了来自南美的传教士施莱辛格博士和他的妻子。与大多数孤独女子一样，弗朗西丝女士从宗教中获得慰藉。施莱辛格博士高尚的品质，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以及他在传教过程中得过病，现正在康复，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她。她帮助施莱辛格太太照料这位渐渐康复的圣者。据经理说，他白天在游廊的躺椅上度过，两边各站一名服务员。他正在绘制一幅专门说明米迪安天国圣地的地图，而且还在撰写这方面的论文。后来，他的身体有所好转，便和妻子返回伦敦。弗朗西丝女士和他们同往。这只是三周前的事。此后，这位经理再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至于女仆玛丽，她对别的女仆说永远不干这行了，她早几天走的，当时泪流满面。施莱辛格博士动身前，给他的那帮女仆都付了工资。

“对了，”经理最后说，“你不是唯一打听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的人。一两周之前，她的朋友也到这儿打听过。”

“有没有留下姓名？”我问。

“没有，不过他是英国人，虽然样子特别。”

“像个野蛮人？”我说，根据那位经理朋友的说法，我把事情联系起来了。

“对。这样描述他真的很恰当。这家伙身宽体胖，留着胡子，皮肤晒得黝黑，看样子，他习惯住农村客栈，而不是高级饭店。我看这个人很凶，我可不敢惹。”

秘密慢慢显露出来了，云开雾散，一切看得更清楚了。这位善良而虔诚的女士被一个凶险的家伙追踪，从一个地方追到另一个地方。她害怕他，否则她不会逃离洛桑。他仍然在跟踪。他早晚会追上的。他已经追上她了吗？她继续保密是否就因为这个？跟她做伴的那些善良的人难道不掩护她，使她免遭暴力或敲诈之害？这长途跋涉追逐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可怕的目的，什么阴险的企图呢？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

我给福尔摩斯写了信，告诉他我已经迅速而准确地查到案子的根由了。我收到的回电，却是要我说明施莱辛格博士的左耳是什么样子。福尔摩斯的这种幽默真是奇怪，又令人气愤。我没有理会他不合时宜的玩笑。其实，在他的电报发来之前，为了追上女仆玛丽，我已经到了蒙彼利埃。

我毫不费力地找到这位女仆，并了解了她的情况。她很忠诚，之所以要离开她的女主人，是因为她确信她的主人有了可靠的人照料，并且由于她的婚期已到，不管怎样她都得与主人告别。她神情沮丧，并告诉我，她们住在巴登时，女主人对她发过脾气。有一次甚至质问她，好像女主人怀疑她的忠诚。这样的分离更好，否则彼此会很难割舍。弗朗西丝给她五十镑作为结婚礼物。和我一样，玛丽也非常不信任那个使她的女主人离开洛桑的陌生人。她亲眼看见，他竟公然在湖滨游廊上粗暴地抓住这位女士的手腕。他残暴可怕。玛丽认为，弗朗西丝女士愿意和施莱辛格夫妇同去伦敦，就是因为害怕这个人。这件事，她从来没有向玛丽提过，但是许多细小的迹象都使这位女仆深信，她的女主人一直生活在忧虑中。刚说到这里，她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面露惊恐之色。“看！”她叫喊起来，“那个恶棍还在跟踪！这正是我说的那个人。”

透过客厅敞开的窗子，我看见一个留着黑胡子的彪形大汉慢步走向街中心，急切地查看门牌号。显然，他和我一样在追查女仆的下落。我一时冲动，跑出去和他搭讪。

“你是英国人。”我说。

“是又怎么样？”他问我，怒容满面，凶狠可怕。

“我可以问你的姓名吗？”

“不，不可以。”他坚决地说。

当时的处境很尴尬。可是，最直接的方式往往是最好的方式。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他盯着我看，万分惊讶。

“你对她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追踪她？你务必回答我！”我说。

这个家伙怒吼一声，像只老虎，向我猛扑过来。我参加过许多格斗，都能顶住，但是这个人手如铁钳，怒如恶魔。他卡住我的喉咙，几乎使我失去知觉。这时从街对面的一家酒店里冲出一个没有修面，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手拿短棍，一棒打在攻击我的那个家伙的小臂上，这才使他松了手。他站在那里，怒火中烧，不知是否应该就此罢休。然后，他怒吼一声，离开了我，走进我刚才出来的那座房子。保护我的人站在路上，就在我的旁边，我转身向他致谢。

“哎呀，华生，”他说，“你把事情搞砸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和我坐今晚的快车一起回伦敦去。”

一小时后，穿戴整齐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已坐在我的旅馆房间里。他解释说，他之所以突然出现，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他认为他可以离开伦敦了，于是就决定赶到我旅程的下一站截住我。他化装成一个工人坐在酒店里等我出现。

“你做调查工作始终如一，亲爱的华生。”他说。“我一时还想不起你有什么疏忽。你行动的所有效果就是到处发警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或许你干得不比我强，”我愤怒地回答。

“没有‘或许’。我已经干得比你出色了。尊敬的菲利普·格林就住在这里，和你住同一个饭店。或许，要进行更成功的调查，他就是起点。”

放在托盘里的一张名片被送了上来。那个刚才在街上攻击我的满脸胡须的暴徒接踵而至。他看见我，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得到你的通知，我就来了。可是这个人来做什么？”

“这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同行，华生医生。他在帮我们破案。”

这个陌生人伸出一只晒得黝黑的大手，连声道歉。

“但愿没有伤到你。你指控我伤害了她，我失控了。的确，这几天我有点冲动，因为我的神经就像带电的电线一样。可是我无法理解这种情况。福尔摩斯先生，我想知道，你们究竟是怎么打听到我在这里呢？”

“我和弗朗西丝女士的家庭女教师杜布妮小姐取得了联系。”

“戴一顶头巾式女帽的老苏姗·杜布妮！我当然记得她。”

“她也记得你。就在前几天，你还认为到南美去是最好的选择。”

“啊，我的事你全都知道了。我用不着向你隐瞒什么了。我向你发誓，福尔摩斯先生，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就像我爱弗朗西丝女士那样一心一意。我粗犷豪放，这我知道，可我并不比别的年轻人坏。但是她的心像雪一样纯洁，不能忍受丝毫粗鲁。所以，当她听说了我干过的事，她就不理我了。但是，说来也怪，她爱我，爱得那么深，为了我，她晃掉了她的青春，一直未嫁。几年过去了，我在巴伯顿发了财。我想，或许我能找到她，使她动心。我听说她没有结婚。在洛桑，我找到了她，并且竭尽全力想说服她。我想，她被打动了，但是她的意志却很坚决；等我第二次去找她时，她已经离开洛桑了。我又追到了巴登，没过多久，我听说她的女仆在这里。我是一个粗野的人，刚脱离野人般的生活，当华生医生那样问我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失控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弗朗西丝女士现在怎么样了。”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神色凝重，“你在伦敦什么地方住，格林先生？”

“你们在兰姆旅馆可以找到我。”

“那么，我劝你回去，不要离开旅馆，万一我有事找你，好吗？我不是想让你空抱希望，但你可以相信，为了弗朗西丝女士的安全，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在所不惜。现在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我给你一张名片，以便和我们保持联系。华生，如果你要整理你的行装的话，我去发电报给赫德森太太，让她明天七点半为两个饥肠辘辘的旅客准备一顿美餐。”

当我们回到贝克街的房子时，一封电报等着我们。福尔摩斯看了电报后十分惊喜。他把电报扔给我。上面写着“有凹口或被撕裂过。”发电报的地点是巴登。

“这是什么？”我问道。

“这是一切。”福尔摩斯回答说。“你或许还记得，我问过一个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那位传教士的左耳。你没有答复我。”

“我早已离开巴登，无法查询。”

“对。所以，我把电报又转发给了英国饭店的经理。这就是他的答复。”

“这能说明什么？”

“我亲爱的华生，这说明，我们要对付的是异常狡猾、十分危险的人。所谓的来自南美的传教士牧师施莱辛格博士，就是亨利·彼特斯，是澳大利亚最无耻的流氓之一。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些伪君子。他的专长就是通过激发孤独女士的宗教情感来欺骗她们。他那所谓的妻子，是一个名叫弗蕾塞的英国女人，也是他得力的帮凶。通过他的惯用伎俩，使我了解了他的身份，还有他的体貌特征，那是1889年，在阿德莱德一家沙龙里发生了一场格斗，他在这次格斗中被痛打一顿，这证明了我的怀疑。这位可怜的女士就在这对恶魔夫妇手里，他们无恶不作啊，华生。说她已经死了，很有可能。即使没有死，无疑也被拘禁起来了，她无法写信给杜布妮小姐和别的朋友。很有可能，她根本就没有到伦敦，否则，她已经过了伦敦。但是第一种猜测不大可能，因为欧洲大陆有一套登记制度，外国人对大陆警察耍花招是不容易的。第二种猜测也不太可能，因为这帮流氓不可能找到一个轻而易举就能把一个人拘禁起来地方。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就在伦敦，但是目前我们无法说出她在什么地方，所以只好先做明确的事情了，吃饭、养精蓄锐、耐心等待。晚上，我到苏格兰场去找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谈一谈。”

但是，不管是官方警察，还是福尔摩斯自己高效的小组织，都不能揭露这一秘密。在伦敦数百万人中，我们要找的这三个人仿佛就不存在。登过广告，失败了；跟踪线索，一无所获；去过施莱辛格可能作案的地方，也是徒劳；监视他的老同伙，可是他们不去找他。突然，在一周无助的停滞之后，曙光出现了。威斯敏斯特路的波汶顿典当行里，有人典当了一个古老的西班牙式的、银光闪闪的吊坠，来典当的人身材高大，脸刮得很干净，一副教士模样。他用的是假姓名和假地址。没有注意到他的耳朵，但从他的描述来看，肯定是施莱辛格。

我们那位住在兰姆饭店的满脸胡须的朋友为了打听消息，来了三次。第三次来的时候，离这一新的发现还不到一个小时。他那魁梧的身躯上，衣服显得越来越肥大了。由于焦虑，他渐渐瘦了。他经常哀求说：“让我干点什么吧！”最后，福尔摩斯终于满足了他的请求。

“他开始典当珠宝了。现在我们应该把他抓起来。”

“但这意味着弗朗西丝女士已遭遇不幸了吗？”

福尔摩斯摇摇头，非常严肃。“我想他们现在已把她拘禁起来了。显而易见，放了她就等于自取灭亡。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可以做点什么？”

“那些人认不出你吧？”

“认不出。”

“他以后有可能去找别的当铺。这样的话，我们又得从头开始了。另一方面，他得到的价钱很公道，当铺的人也没问他什么，所以，如果他急需现钱，或许，他还会到波汶顿当铺去的。我给你写张条子，你交给他们，他们就会让你在店里等了。如果这个家伙来了，你就跟踪到他的住所。务必谨慎，不许动粗。向我保证，没有我的许可，不许行动。”

两天来，尊敬的菲利普·格林，（我得提一下，他是一位著名海军上将的儿子。这位海军上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指挥过阿佐夫海舰队），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消息。第三天晚上，他冲进我们的客厅，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有力的躯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激动地颤动着。

“等到他了！等到他了！”他喊道。他激动得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福尔摩斯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把他推到椅子上坐下。“来，从头到尾告诉我们。”他说。

“一小时前，她来了。这次是他的妻子，但是，她拿来的吊坠和以前的是一对。她个子高，脸色苍白，长得贼眉鼠眼。”

“正是那个女人。”福尔摩斯说。

“她离开当铺，我紧跟其后。她走上肯辛顿路，我跟在她后面。过了一会，她进了一家店铺。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一家棺材铺啊。”我的同伴大吃一惊。“是吗？”他的声音颤抖，表明那冷静苍白的面孔后，内心是何等的焦急。

“她和柜上的一个女人谈话，我也进去了。我听见她说‘晚了’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店里的女人在找借口推托。‘这之前应该送去的。’她回答说。‘这和一般的不一样，时间得长一些。’她们停止说话，看着我。我只好随口问了几句后便离开了。”

“你干得很出色。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