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默

在撰写《社会主义的未来》这本小册子时，我的目的是表明：尽管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式已经失败，但仍有可能设计一种普遍运用市场的可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建议由奥斯卡?兰格（OscarLange）和弗里德?泰勒（FredTaylor）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后，就受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的尖锐批评，而我认为他的批评是有充分理由的。哈耶克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具有活力的原因在于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引进了“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其内涵是新的企业不断地用新的产品代替旧的企业。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是没有这种创新的。在兰格的建议中，企业被看做是被动的技术所有者，他们只是简单地按照中央计划局的指令去做，其目的是有效地完成上级的生产计划。这哪里有创造性的破坏和创新可言？

市场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寻找一种允许企业创新的机制和寻找一种使企业一直处于面对破产的企业管理办法，同时不允许企业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利润是以发放的方式分配给公民，那么就不会有个体公民具有足够的兴趣来监督企业。谁会是企业监督者呢？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公司治理的中心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公司归成千上万股东所有，但公司却必须由小小团队的执行者来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者的利益怎么可能同股东的利益一致呢？曾经有多次努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公司的违法乱纪和腐败屡屡发生表明问题依然如故。既然社会主义的企业所有制更为分散，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并且以更严重的形式出现呢？

古典主义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些企业归国家所有。但这样做导致了许多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政治家们不像公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归公民所有）那样对管理企业具有兴趣。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政治家们让没有效率的企业继续运营，而不是把它们关闭，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涉及把大批工人撤换的动荡。但是如果企业活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旧的企业就必须不断地死亡，新的企业不断地诞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况呢？有的国家由于具有灵活的劳动市场，似乎已经非常接近这种境况，丹麦就是这样。在丹麦，解雇被雇佣者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但被解雇的工人有强大的福利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举办强有力的再培训项目，用新的技能武装被解雇的工人，以便使他们在劳动市场具有竞争力。直至最近的金融危机，丹麦的失业率仍在2%以下，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丹麦，企业是私人所有，而且国家允许存在一个相对不受控制的劳动市场，以促进“创造性破坏”的进程，而工人却不会受到这个动力系统的伤害。

我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介绍了一种作为约束企业经理方法的股票市场。我试图用这种方法防止某些个体公民通过不许别人出售他们的股票换现来控制企业。人们可以出售自己的股票换取别的股票，但不许把自己的股票完全抛掉。在一个人生命结束的时候，他的全部股票将转归财政部；一个人在成年时将收到一份股票财产，这份财产代表着他在这个国家所具有的企业财产份额。企业像日本所做的那样由银行监管。我在上述书中指出，这只是一个建议，我不敢保证它会发挥作用。我的初衷是促进思想的交流。

自20世纪90年代初撰写上述著作以后，我的想法有所改变，要点如下：我曾坚持认为，设计一种在公民中确保相当公平地分配企业利润的机制是可能的（或者通过国家财政部这样做，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或者通过私人红利）；这种情况能够世代相传，这样，任何实质性收入差别的唯一根源将只是工资。此外我还曾坚持认为，这是能够做到的，不管覆盖的人数是多是少。现在，我将从两个方面远离这种观点。

第一点是，从最近出版的皮克蒂（Piketty）和萨埃斯（Saez）的著作（2006年）中我们知道，美国0.1%最富有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已不再是资本收入（包括利润、利息和租金），而是劳动收入。这些人是明星运动员、大公司总裁和电影明星。他们的薪水极高。由此看来，现在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根源，这同一个世纪以前是不一样的。因此，为取得社会主义者期盼的一定程度的平等，简单地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利润收入是不够的。人们必须重视减少劳动收入差异的政策。这方面的一项主要政策是教育，要强调对来自条件不好的家庭的孩子的极为强化的教育。这些孩子必须在劳动市场上对技能劳动和技能职业具有竞争力。这方面的第二项政策是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高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譬如电影明星和运动员明星的收入。他们不是市场失灵的例子，而是市场成功的例子。粗略地说，这些明星们取得了他们的边际产量。总裁们的高收入也可以这样看。如果一家公司每年有几十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最佳的总裁每年能比能力稍次的总裁使这个数目增加1亿美元（最低预计）；有竞争力的企业劳动市场将使这样的总裁的年薪也许达到5000万美元。如此高的总裁年薪并不一定是市场失灵的信号，而是市场运行良好的信号。这种情况的对应办法是征收高额工资税。这样做并不会降低这种岗位所需的高才能劳动力的供应。因为，除了总裁这样的工作外，这些人还能干什么？坐在自家的游泳池边读小说么？不大可能。这种高工资是竞争性工资的例子，它给这些人的巨大剩余超出了他们为从事其工作所必要的支出。这些剩余应该征税，并由国家重新分配。

我改变想法的第二点是关于设计一种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又不改变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否可能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指的是，在这种社会里，公民们的物质条件大体上是平等的。如果人们是自私和贪婪的，那就没有什么规则体系不能被规避。我们已经从最近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看到这一点――从安然公司（Enron）、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和保险企业美国国际集团（AIG）到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危机是那些贪婪的人或者歪曲或者破坏上述规则的结果。我的论点是，一套套的规则没有不能被破坏的。金融资本家是资本家阶级中最强大的成员：你能想象，他们会乖乖地听从那些低等的政府官僚们的管理吗？简直不可能，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设计条规防止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希望只是空想。新的条规也许能够防止与当前危机完全一样的危机，但接着一种新类型的危机将会出现，它将会规避新制订的条规。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理论承诺的太多了：因为它一直承诺设计出将使甚至是自私自利和贪婪的人也以社会利益行事的规则。我认为唯一的希望是改造人。

因此，为了社会主义的稳定，公民们发展一定程度的团结――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精神――就变得必要的了。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希望通过让人民阅读小红书就能改造人；阅读小红书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造人有帮助，但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是唯物主义者，那么我们就相信，物质条件必然引发人们变得更加团结。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去发现社会团结的运动规律。

我认为，社会团结已经在北欧国家（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发展起来，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非常平等的收入分配甚为稳定的原因。现在有人可能会回答，而且是悲观地回答说，这些国家是特殊的：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且在人种、语言和宗教方面（或者在它们的福利国家发展期间）是同质的。许多人争论说，这种同质性直接产生了公民们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正是这些国家大规模实施福利国家的根源。但我认为，这些国家实施福利国家的机制可能不是这样。同质性意味着公民们面临着非常相似的风险。他们具有相似的教育水平和生活风格，因而面临着相似的失业和疾病的风险。当一个民族面临着同质性风险时，设计一种普遍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投票赞成的保险政策在政治上是容易的，人们之所以赞成，纯粹出自个人利益的考虑。我相信，正是这种风险同质性使这些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开始起步。一旦初期的社会保障计划得以实施，我认为人们的价值观就发生变化：他们逐渐喜欢伴随社会保障的条件的平等。他们的平等偏好改变了。换句话说，他们发展了团结，而这种团结又使他们进一步扩大福利国家的程度。因此今天，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这些国家征收差不多相当于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税收。这是我提出的团结出现的运动规律。

欧洲还存在着另一个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面临的风险同质化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危险而论，这场战争毁灭了巨额财富，使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处于相似的困境。二战一结束，欧洲就立即大规模地发展福利国家，这不是一种巧合。当然，大萧条也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风险同质化――大萧条卷走了工作和财富，因而产生了社会保障法，该法案于1935年获得通过。

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发展一个大量重新分配财富的福利国家的关键就不是种族和文化的同质性本身，而是所面临的风险的同质性。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异质性：最重要的例子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别，他们在教育、文化方面是异质的，因而风险异质。我认为，在没有发生一次关于面对风险方面使居民同质化的危机以前，中国不会发生重大程度的财富再分配，或者发展成一个高水平的福利国家。这种危机可能是一次大的经济衰退。（很明显，我们希望这种危机不是一场大的战争。）在此以前，我不相信大规模重新分配财富的压力将会存在。今天，中国的富人阶级变得强大得多了，而且他们将抵制高程度地重新分配财富。财富的重新分配只能由一场市民运动来完成。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几次危机和大规模的市民组织，这种重新分配财富的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中国曾如此多地打破历史纪录，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惊奇，也打破这个历史纪录，设计一个高水平的福利国家而不通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但是我怀疑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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