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这种文化“因神之德衰而有宇宙之论”；“因婆罗门之德重形式、失精神，而有苦行绝世之反动”；“因灵魂之研究，而有神我人生诸说”；“因业报轮回出，而可有真我无我之辨”。一句话，代表一种特殊精神的印度文化，因精神式微而转向，并围绕求“真”求“是”的理想而重建，进而形成兼具希腊和犹太民族富理想、重出世或救世的印度精神。

显而易见，汤用彤不认为物质形式是文化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文化的主要内容。文化是存在于宗教、哲学、政治、教育、文学、科学等上层建筑，并寓于美术、音乐、建筑以及其他物质形式中的观念。它的发生以求真为动因，并借这一精神作为实现超越的动力。即如白璧德借英人缪莱（JohnMiddletonMurry）之口所言：“此次大战，非人类可惊之奇变，实为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之物质欲望愈益繁复，窃夺文化之名积累而成之结果。”因此，“今日之文化舍繁复之物质发明外别无他物”。可见，文化优劣的争论，自然不能局限在“物”和“力”的狭隘范围之内。如此便为他那文无古今、中西并举的思想创立了理论前提。

当然，这种理论前提自然有其哲学基础。汤氏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叔本华之天才主义》和盘托出了他的哲学思想。他在谈到叔氏学说时“谓一切现象（Phenomena）无论是心理的或物理的，皆属于思想，心物不可偏废，二者相合即为现象。一方面谓世界本质为意志，非理性所可管束”。这里从本质高度强调世界的实质是不受时空限制和因果律支配的精神力量，因此，以求真为目的并体现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代表的是特殊精神这一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尽管汤氏认为叔本华意志苦恼之说“亦有大缺点”，但其思想显然还是接受叔氏世界本质之说的。由此亦可见，汤用彤文化观念的建设，不仅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而且也是在西方古今人文主义的影响下铢积寸累、博采旁收而起的。

第三，把文化视作特殊精神的主要表现是当时中西文化之争中向传统折返的主要特征，因此也就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汤用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代表特殊精神的文化还具有表现其地域特征并维系其稳定结构的延续性及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性。这就表现了他与当时国学家不尽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文化铸就的深刻印记。这便是汤氏完成期文化观念的第三个特征。

汤氏在论述印度哲学时着意强调“印度最古典籍首推《黎俱吠陀》。《吠陀》所载多为雅利安民族颂神歌曲”，而雅利安人则来自北方奥匈捷克国境，因此，代表一种“特殊精神”的“印度”“固非指纯一民族或统一国家”。他还借英人之口说“借罗马人之力以流布”的希腊文化，因其构成“成分不一”而非“种族主义”（Racialism）。其北方为小而善战的斯巴达之民，雅典则隶属于地中海民族，再加上最初殖民者对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说“希腊学非一特殊民族之心理”，自然“亦非一特殊时代之心理”。在此，他首先强调了多元文化接触所形成的地域特征，以及不同的地域文化又有其自身的源头。其流风余泽，则赖所处这一地域的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建筑乃至社会习俗而得以长保。不仅如此，汤氏还从另一面说明，文化的地域性亦非凝固不变，它们在同外来文化的广泛接触中，势必造成相异文化间的相互渗透与调和，即所谓“自多元趋于一元”。上述文化的地域性、渗透性，正是汤氏重视传统、推尊儒释，且力主博采东西、中外互补文化实践的理论基础。

当然，在历史长河中荡涤的文化也有其时代的特征，但它并不完全受时代的局限。它既有对旧时田园诗般生活的追忆，也有摆脱历史偶然的超前觉悟。汤用彤视文化“非一特殊时代之心理”实际上就是突出了文化在历史纵轴上的普遍认同性。《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的译文，更多表述了文化跨越今古的历史观念。他说：

凡哲学家无古无今，其学说均资前人思想而有生发……盖哲学究恒有进步，虽其问题常相同，而实义则绝非全似。且每一问题经一次之解决，此方面变为稍易，他方面变为更难。亚里斯多德之解决柏拉图之困难，亦犹柏拉图之补足苏格拉底缺点，亦犹苏格拉底之对待前人之学说。陈述不同，而其情形固相类也。

接着他指出，在苏格拉底以前诸哲学家“解决世界秘密恒于物质方面求之”，如Thales视水为原质；Anaxmenes则以世界为空气之现象；而Pythagoras进而归所有现象于数，故有物理哲学家之称。“洎乎苏格拉底及诡辩家（Sophists）则更自外境之搜讨，流为内性之研究。”至柏拉图因补前人之缺，则以概念（idea）为实在（Real）。亚里士多德因柏拉图以思想世界与感觉世界截然为二之失，一反柏拉图用遍及解说个物，而“依个物以说遍及”并独创了论理学。这里讲的虽然只是哲学，但足以反映汤氏对于文化发展的总体认识：一、每个时代的学说均基于前人思想而有所生发；二、不同时代的文化都是对前代文化的补缺和发展。第一点说明文化具有维系其稳定结构的延续性，第二点则突出了文化又有在稳定性的基础上不断转化的可发展性。前者陈述“因”，后者突出“革”，这又与白璧德在Democracyandleadership一书的第五章中关于文化弥补缺陷之说极为相合，充分表现了这时汤用彤在白氏影响下已经形成稳定不易的“并览今古”、“因革损益”的文化观念。因此，他在谈到印度哲学起源时，尤其注重“选择损益”之说。

显然，汤用彤在强调文化是特殊精神集中体现的同时，着力从历史的纵轴和民族、国家、地域乃至整个世界的横向比较中，客观地呈示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历史的发展性和人类的普遍认同性。正是基于对文化这样的一种认识而构建了他那中西互补、并览今古、因革损益的文化转化观念，从而使他的整个学术研究在纠缠不清的西学、中学争论之中翘然独秀，也使近代文化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由此，我们也已经可以窥见汤氏在治学方法上所持的“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相结合的科学比较法，以及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统一性、国际性、系统性、自主性论述的思想基础。

第四，在具体学术领域中，汤氏显然受到白璧德对佛教批评精神的肯定和对佛学有关知识，包括梵文、巴利文研究热情的启发，便由理学而向佛学挪位了。

白氏虽然以教授法国文学而供职于哈佛大学，但他与莫尔共同发起和领导的新人文主义运动，鲜明地表现了对“伟大的旧文明”的眷恋，尤其对东方立国之基——道德的推崇，使他不仅热衷于儒学、理学的研究，而且对包括印度佛学在内的佛教文化同样具有推陈出新的热忱。他尝就欧亚文化优劣异同进行比较说：“今之稍具常识者，决不谓东亚之道德远出西方之上。然西方文化之大病，厥为理智与信仰之交争，东亚则未尝见此病也。释迦我佛与孔子既能谦卑又能自立而具批评之精神，兼斯二者实可为今人所取法。”他还针对西人把佛与柏格森以“变化的哲学家”相提并论的谬误，尖锐批评柏格森“虽言变化”，却“主张任情纵欲”，“实为帝国主义之发端”；赞扬佛学“力求逃出变幻无常之罗网”，既以“宁静、智慧、涅槃为修养之鹄的”，又奉行“拒恶行善，正心即佛”治心治世之道，言词中洋溢着他对佛家人文主义的倾慕。

正是由于这种确定不移的信念，或者说是这一思想初具的朦胧意识，他在“少时以欲研究佛教而苦攻巴利文与梵文时，吾每觉本来之佛教，比之中国通行的大乘佛教，实较合于近日批评之精神”。更因为这种认识，他要求“中国学生亟宜学习巴利文，求知中国佛教之往史，且可望发明佛教中尚有何精义，可为今日社会之纲维”，并指出今留美学生中已有二三人“习之者”，这显然包括了当时留学大洋彼岸的青年汤用彤。《印度哲学之起源》一文就是汤用彤在白氏“求知中国佛教之往史”的思想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并为其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一块理论基石。

《起源》一文，既表现了汤用彤求真、求是、重视精神层面的文化观念，同时也开始了他对佛教往史细大不捐、追根溯源的学术实践。他首先指出：“世界各宗教，类皆自多元趋于一元”，“诸神之信仰既衰，而遂有一元宗教之趋向”。根本不同的是，印度宗教“盖由哲理讨论之既兴，玄想宇宙之起源。于是异计繁兴，时（时间）方（空间）诸观念、世主、大人、Purusha诸神，《吠陀》诗人迭指为世界之原，盖皆抽象观念……实为哲理之初步，而非旧日之宗教信仰也”。在这里不只肯定了由多神向一神转型的宗教特征，而且突出了由信仰向玄想升华的哲学性质。故其谓《奥义书》等系宇宙起源玄想的“思想之新潮”，虽无宇宙构成的学说，却“已可测思想之所向”。汤氏佛教史研究始终贯穿“佛教既非纯粹哲学，也非普通宗教”，即“非宗教、非哲学”的宗教哲学思想，他就是循上述思路通向世界文化殿堂的。

为了探求中国佛学的源头，汤用彤条分缕析了印度哲学起因的四个方面：探求宇宙大本的哲学思维，真我、无我之辨，无我轮回之说，出世与人生的辩证统一。这些均表现了汤氏佛学研究与宗教徒迥异，也与其他学者、居士不尽相同的思想特色。

汤用彤在探索神德衰而玄想出这一起因中，确信印度人所言所行“全以灭苦为初因，解脱为究竟”，说明印度哲学重人生的基本特征。同时他还指出因吠陀教的颓落，“神人救苦之信薄，遂智慧觉迷之事重”，“因解决人生而探求真理”。宇宙起源之说既兴，遂有大梵一元的本体论产生。继而吠檀多以梵为真知、世间为假立，形成外法幻有的观念。僧佉派则视梵为自性、世间为现象，此为转变之说。更有胜论顺世，立四大极微，成积聚之说。终乃大乘“我法皆空，蕴界悉假”更精于体用之说。这一理性发展的趋势表现了对世俗社会认识的不断升华。

对宇宙的玄想不是印度哲学唯一的特点，因此，受灵魂人我学说影响的印度宗教，不仅表现为“明人之学说”，同时也表现为“俗人之迷信”。然而，迷信之权皆落僧侣掌中，而且变成了“用以谋生之具”。他们蔑视廉耻，索受金钱酬赠“亦为常人所痛恨”。加之天人崇拜、仰望皆衰、厌世苦行之说反动而起，既有六师绝世而轻蔑道德的人生哲学，又有释迦厌世而救世、度脱众生的入世精神，与此相应的便是无我轮回的生命哲学。

据上所述，汤氏认为印度民族兼具希腊人的哲理和犹太人的出世（即参与精神或称作入世），这就是其以后佛教史研究中，始终贯穿的重本体而不离人生的反本之说。另外他还提到“印度哲理之能大昌至二千年者，言论自由之功固不可没也”。此话虽然一带而过，但被其视为促进印度哲学进化的两个历史原因之一，足见其对文化发展的社会因素也不是不予重视，当然也就可以透见其思想中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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