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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作者: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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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虽然与父亲蒋介石一样以“反共复国”为己任,但他强调“实践”“向下扎根”,经营好台湾这块地盘,作为“反共复国”的基地,因而被称为“民粹派”的领袖。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飞速发展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向历史作交代”,赢得了一些台湾民众的好感与海外舆论的好评。

蒋经国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台湾的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蒋经国于1974年提出振兴台湾的“十大建设”,该计划虽有典型苏俄计划经济的长官意志色彩,而且部分项目已在今天被认为是败笔,但“十大建设”正好施行于台湾经济腾飞之时,无意中提供了基础设施准备。“十大建设”成为今日台湾人概括那个时代的最好象征。

1951年到1970年的二十年,台湾人均GDP仅从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二十年间的人均GDP已变成7097美元。

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这是蒋经国能够大刀阔斧地实行“政治革新”的前提和保障。没有经济高速度发展而贫富差别较低的经济基础,蒋经国具有再大的权威、再大的愿望,恐怕也难于推进民主改革的进程。

蒋经国晚年为推动全面革新,遏制以党内元老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发表了一系列鼓吹革新的讲话。但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偏安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的基本“国策”不能变,“八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在“五不变”的限制下,他的“政治革新”大打折扣。但笼门既然打开,鸟儿的飞翔方向就由不得他了。

1979年8月,台湾《美丽岛》杂志问世时,提出了“培养新生代的生机、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口号,以发行人黄信介名义发表的发刊词《共同来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说:

今年是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动荡的世局和暗潮汹涌的台湾政治、社会变迁在逼使我们在一个新的世代来临之前抉择我们未来的道路。历史在试炼着我们!……

仅仅出了四期,《美丽岛》就随着高雄事件的发生而夭折了。

《美丽岛》及高雄事件爆发后,警方根据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没有采用镇压手段而是维持秩序,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四十七人(冲突中,群众专向手持对讲机的军官发动袭击,担任行动指挥的少将被人用破瓶砍伤手臂,负责前线指挥的指挥官则被火把打伤脑门),民众方面仅有四十多人受伤。事后,形成了岛内群众对闹事者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已从独裁体制的惯性思维中走出,亲自主导处理,无一人判死刑,仅施明德一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开明的曙光照亮了台湾人的眼睛。

《美丽岛》这本民间的政论刊物,在短短几个月中曾激动过美丽岛上许多读者的心,也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此前的《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台湾政论》一脉相承,却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民间政治力量借助一个小小的刊物的一次集结。

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国民党在台北党部会议室召开了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蒋经国主持大会并讲话。

蒋经国说:“建设台湾与统一中国是不可分的,唯有建设台湾,才能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唯有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才能使台湾永远保持安定与进步。”

“我党要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和以政治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为最高指导原则。中华民国统一大陆的主要凭借是三民主义而非武力。光复大陆并非要靠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统一将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会和经济方法来达成。”

蒋经国大谈特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显示国民党已经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复兴建国”的大陆政策,并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将其大陆政策调整为以“实现三民主义”的和平方式“统一中国”。

从1984年开始,蒋经国着手加速推进台湾民主改革。

大约在1985年,有一天,蒋经国突然问英文秘书马英九:“‘戒严’英文怎么讲?国际社会对台湾戒严有些什么舆论?”

马英九回答,“戒严”(martiallaw)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国际社会上当然对此持有恶感,批评颇多。

蒋经国说:“你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

马英九认真地查了五种国际著名的参考书,回复蒋经国说:“戒严就是全面的军事管制,有些资料认为‘Martiallawmeansnolawatall.’(戒严就是没有法律)。”

蒋经国听后困惑地说:“台湾并没有军事管制啊!”

蒋经国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马英九敏锐地感到蒋经国可能有意要解除戒严。果然,1986年3月底,这一问题就纳入了“国家安全法令问题”的议题,其实这就是“解除戒严”的研究。

台湾党外势力的不断壮大和咄咄逼人的攻势,给国民党造成了极大压力。面对内外压力,蒋经国决定采取措施,变被动为主动。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民党开始全面推行“政治革新”,蒋经国指定严家淦等十二人研究解除“戒严”与“党禁”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党外人士的组党步伐加快。1986年9月28日上午,台湾“1986年党外选举后援会”开会,首先讨论组党议案。会议采取了秘密会商的方式,游锡堃担任主席。突然有人站起来,提出干脆今天就成立新党。一时间,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与会人士心情极为兴奋,全场与会者站起一致鼓掌。主席游锡堃激动地宣布“民主进步党”即日成立。当晚,民进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民进党成立。于是,戏剧性地诞生了台湾第一个在野党——民主进步党。

民进党成立后,执政的国民党并没有采取极端手段,而是决定采取宽容政策。

在民进党成立一个星期后,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琳·葛兰姆(KatherineC.Graham)女士及《新闻周刊》记者,突然而沉稳地告诉外宾:“Graham女士,我正式告诉你,我们准备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

当时在场负责翻译并做记录的马英九吓了一大跳,为什么找外国人宣布这么敏感的决定?马英九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整个人如同遭电击般震撼,蒋经国讲完他才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马英九明白了正是因为蒋经国知道,在国民党内“民主”讨论解除戒严或开放党禁报禁,一定通不过;只有诉诸人民、诉诸世界,形成内外舆论压力,才能实现民主改革。

当天晚上,马英九走出蒋经国官邸,仰望着深秋的天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自言自语说:“我们正在改写历史!”

蒋经国晚年,也承认国民党面临的非常局面不变不行了。为了以变革求生存,为了对历史有个交代,在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响亮地提出了“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的政治口号。

这次“革新”胆子很大,力度不小,主要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党务”,“调整大陆政策”等。

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一致通过:1.戒严令即将解除;2.修改“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两项政治改革方案。

以解严和开禁为标志,台湾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重新组合,政治日趋多元化,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有所松动。

搞“台独”的民进党也在这一年的9月28日成立,是由各个党外的组织以“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在圆山饭店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的。很明显,民进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对各个党外的团体组织所作的大整合,所以引起了当局和社会的高度政治紧张。

据说民进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居然不批,还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纷纷质疑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开明地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后来有人评论说,国民党曾失去十年的执政地位,是在蒋经国预料之中的。

民进党成立伊始,民间欢欣鼓舞,老百姓并不一定是喜欢民进党,只是讨厌长期执政的国民党,希望换换新鲜口味。民进党成立之后,也给异议人士很大鼓舞,开始了海外异议人士的返乡潮。

这次革新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解除了大陆籍垄断权力的禁锢,加强了政权与台湾社会的关系,确保了蒋经国死后的社会稳定和权力的顺利交接。1987年国民党政权“五院院长”中的“两院院长”,“行政院”下属“八部”的五个“部长”,都由台籍人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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