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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五六月间,周恩来总理召集罗青长等人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会间罗青长接到一个保密电话,是邓颖超打来的。邓大姐说,小罗,你不知道,恩来现在尿里有血,你们工作不能搞得太晚。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
罗青长如闻霹雳,这才知道周总理患了大病。
在北京医院病房,1975年9月初的一天,卧病的周恩来召见国务院对台办主任罗青长,给他一份《大参考》说,香港《七十年代》杂志有篇《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文章,值得注意。
是。罗青长接过《大参考》看起来。周恩来在上面有批示,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稀淡,显然写时手在发抖。
罗青长小声地念着周恩来的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
周恩来说,蔡省三分析了蒋介石去世后的台湾局势,他是蒋经国的旧部和老友,凭着他对蒋经国的了解,他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罗青长见总理说话艰难,忙看着《大参考》说下去:“一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二不会投降大陆;三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周恩来有气无力地说,我对他的分析很感兴趣……
罗青长看着周恩来在《大参考》上的批示说,所以总理在上面作了重要批示,最后还写了三个“托”字。
周恩来一字一板强调地说,托!托!托!
罗青长眼含热泪说,我们一定会好好研究,不负重托!我认为,这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的中国人的。我和对台办的同志会重点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有关的资料,分专辑印送总理看。
周恩来困倦地点点头,他要休息了,再没有精神说下去。
1975年10月1日,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室。
上午,毛泽东起来靠在床头,静静地靠着,又平静又疲惫,重复着拇指弹着食指的习惯动作。
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护士长吴旭君说,怎么会呢?主席是长命百岁的。
毛泽东缓缓反问,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毛泽东岂能例外?死神面前,一律平等,什么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吴旭君劝慰道,主席,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您就别提死不死的事啦,好吗?
毛泽东看着她,话锋一转:你们这个年龄,真是让人羡慕!
吴旭君天真地说,我们有什么好羡慕的,什么成绩都没有。主席,你年轻的时候,就想到要建立一个共和国,想到要当主席吗?
毛泽东质朴而随意地说,我可不是刘伯温,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时候,既不晓得建立什么共和国,更不曾想到当什么主席。想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已。本人不过是匹夫而已,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嘛!
1975年底,周恩来的病情已经恶化。12月20日早上7点半,周总理的卫士张树迎来电话,说总理希望见见罗青长。他清晨醒来后,已经多次催问罗青长来了没有!
罗青长走进邓小平住宅办公室,坐在沙发上对邓小平说,邓副总理,早晨我得到通知,周总理迫切想见我,可是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不同意。
邓小平急了,果断地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罗青长高兴地说,是,我就去!
罗青长立即赶往医院,进入病房时,一眼看到周恩来憔悴的面容,他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
周恩来吊着输液瓶,正发高烧,体温是三十八度七,体质十分虚弱。见到罗青长后,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
罗青长坐在病床前,周恩来忍受着巨大痛苦,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我请你来就是想谈一下台湾问题,对于过去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后会有期,你们做对台工作的人千万要记住。
罗青长忍着眼泪不住点头。
周恩来顽强支撑着说下去:对于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谈着谈着,他的声音低落下去了,眼睛逐渐合上了。
罗青长劝道,总理,你休息一会儿吧。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周恩来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说下去:一定要设法关注张学良,他的眼病是不是好一点了?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会怎么样?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台湾问题……
他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闭上了眼睛。停一会,他又强打精神,抱歉地对罗青长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等,我们继续谈。
听到这里,罗青长忍不住要落泪。他牢记邓大姐“忍住悲痛”的叮嘱,背过身去,却泪如雨下。随后周恩来就昏迷过去了。
罗青长大声呼喊:总理,总理……
周恩来挣扎着醒来,吃力地抓住罗青长的手,声音微弱地说,要抓时机,抓紧时间……
他又昏了过去,一时没有醒来。
罗青长泪眼滂沱,呜咽失声。
罗青长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周恩来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罗青长只好依依不舍地向周恩来告别,想不到这竟成永别。
即将告别人世的周恩来,牵挂惦念的是台湾问题。1976年元旦过后,周恩来临终前,对侍候在侧的邓颖超留下遗言:“小超……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在撒骨灰前,把我的骨灰盒……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摆摆……”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童小鹏、罗青长等遵从他的遗嘱,捧着他的骨灰盒,静静地走向静静的人民大会堂台湾厅。
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卧室,苍老多病的毛泽东斜依在床榻枕上,津津有味地在翻阅着牛皮纸袋里他一生的主要照片。他忽然翻出一张已经泛黄的旧照片,贴近脸专注地看着,久久不放。
这是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并肩而立的历史之照。
“我一生只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小岛上……把他赶出境外,他就没有再回来了……如今他却先去与上帝约会了……”这也许是即将离别这个世界的毛泽东,在看他与“老朋友”蒋介石合影时的心声。他们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会过面,内心是互相惦记的,也留下了共同的遗愿和遗憾。
毛泽东是现实主义者,面对台海现实和历史上的努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问题不是他这代人能解决的,他只能修个桥铺个路,留下些思路和愿望而已。1976年,即将离世的毛泽东在病榻上与华国锋等人谈话时,提到台湾问题时口气淡淡地说,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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