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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震撼”

作者: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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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决定将自己的座机“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供尼克松使用。他先后四次同机长张瑞霭面谈,就连飞行和接待中的细节都一一过问。但尼克松决定乘坐中国专机,却遭到美方安全人员和“空军一号”机长的非议。他们根本信不过中国人的飞机和中国飞行员的技术。他们在同张瑞霭商谈具体细节时,态度傲慢,要求苛刻。

然而,尼克松毕竟坐在了中国机长张瑞霭驾驶的飞机上。尽管天气不怎么理想,尼克松却坐得很安稳,他可以感到中国驾驶员技术的娴熟。他的“空军一号”跟在后面放空飞。

周恩来跟他聊了起来:“我看过你的书,写了你人生的六次危机。我常常觉得,逆境是一个好教员。”

尼克松深有感触地说:“在选举中失败真是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

周恩来深有同感地说:“我们当年的长征,就是战胜逆境走向胜利,新中国就是从逆境中建立起来的,我经历的危机比你多。”

尼克松对逆境的话题兴致很高,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胜利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可是,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点。”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是希望总统在今年的大选中能够取得胜利。”

尼克松望着窗外说:“谢谢!我想起了戴高乐,他在野那几年是有助于砥砺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美丽的杭州,2月底天气阴霾,并不是游览的最佳季节。但尼克松还是喜欢这个风景美丽的城市。他就下榻在毛泽东在杭州度假住的刘庄宾馆里。他觉得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这古代宫殿式的建筑也极其精美。他和夫人帕特一致认为在杭州逗留的日子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公报大功告成,使尼克松的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他一想到翌日到上海后就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公报就觉得兴奋。

他们兴致勃勃地游览西湖。柳枝拂水,湖波荡漾。他看到自己所送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已经在湖边的小山中成活,于是喜盈盈地笑着,拉着周恩来在红杉树下合影,让记者们一窝蜂抢拍镜头。

基辛格也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在北京日夜闷头谈判,为公报中的观点与措辞绞尽了脑汁;如今,公报已定案,他也一身轻松地参加了在西湖的游览。

大家走上九曲桥,来到“花港观鱼”的景点边赏玩。中方有两个女工作人员要赶到周总理身边去,在九曲桥上急步小跑,穿过人群。当她俩奔过基辛格身边时,基辛格开起玩笑来:“哟!那么多漂亮的中国女子在追我,哈哈……”

其中一个女的红着脸,也开玩笑地回敬:“博士,你别看花了眼,那要掉下湖去喂鱼的。”

对话激起九曲桥上一片笑声。连正津津有味地撕着面包片扔下湖喂鱼的尼克松,听说以后也放声大笑。

真是好事多磨,又节外生枝了。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背景的。这次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在草拟公报的过程中他们却被排斥在外,对此冷遇本来就很有看法。没有参加谈判的人又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心中自己树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毛病就挑得多了。何况罗杰斯虽然是尼克松的老朋友和法律顾问,但罗杰斯维护台湾的利益,与台湾的“驻美大使”沈剑虹私交极深。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例如,对“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十五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都歪了。他进一步感受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疲惫的了。他挺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会让中国人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呢?他又气愤又痛苦,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找来商量。

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说:“这份材料我看过了,意见太多。公报文本是我和乔在北京花了二十多个钟头搞出来的呀,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们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胡闹!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

“你也知道,全世界都等着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基辛格忿忿地说。

“看我回去不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愤怒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上帝呐!”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要发布公报。”基辛格提醒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真难启齿呵!基辛格脸有难色,但还是应允了。

当晚,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心思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张口。

晚上10点20分,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很好,好酒的他在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面带笑容地坐下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的话说了出来:

“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用有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就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乔冠华干脆捅破了窗户纸。

“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坦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酒气涌了上来,尖锐地回答说:“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开玩笑!”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他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他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他。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他都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正经睡过觉,顶多只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铁人都熬不住,何况他已年迈体衰,身体带病。

他强打精神听着乔冠华的汇报,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也更为疲惫,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沿,好像看着烟雾能提神。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恩来轻轻地将烟雾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出自己的强硬看法。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闪烁烁,迷迷离离。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腾一番。周恩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没让罗杰斯去,的确有点疏忽,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顿时领会了总理的含义,微笑说:“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他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就这样在深夜再次敲定了。

中国飞行员张瑞霭驾驶的专机从杭州飞到了上海。他驾机从北京飞到杭州,从杭州飞到上海,不管天气如何不理想,每次都是按照预定时间分秒不差地准时落地,过程漂亮而潇洒。在上海虹桥机场着落后,尼克松满面笑容,跷起大拇指对周恩来说,飞得好!服务也好!

周恩来从容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凑上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飞机是最安全的。”

“空军一号”那位傲慢的上校机长态度也起了变化,他代表总统赠送给张瑞霭一支刻有尼克松签名的宇航圆珠笔作为纪念,并热情地陪同张瑞霭登上“空军一号”参观。

下午5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下午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了对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

这天是星期天,周恩来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纹都泛着红光。他洋洋自得,喜不自禁地举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在这次访问中从没有过的热情洋溢的即席讲话:“……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人们沉浸在欢乐之中,为尼克松的话鼓掌。

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周恩来默默地望着他,当全场热烈地鼓掌时,他也随着拍了两下。显然他对尼克松讲得太大的话有所保留。

2月28日早上,周恩来将尼克松一行送至虹桥机场停着的总统专机舷梯旁。

周到有礼的尼克松在跟周恩来握过手以后,在登上舷梯前,转过身来跟翻译唐闻生握手。他握着她的手,喜盈盈地说:“在这最后的场合,请允许我对我的‘中国之声’唐小姐表示赞赏。我喜欢听她翻译,她把每个字都翻得很清晰很正确。”

唐闻生感到很窘,站着不开口。周恩来鼓励她翻出来。她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将话翻了出来。这是她第一次翻得不流畅。

尼克松与夫人帕特最后走上了舷梯,在机舱门口回身挥手。

漆着蓝、白、银三色的总统专机飞离了上海,尼克松还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

夫人帕特对他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观察细微的尼克松,说出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话:“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尼克松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轻松的情绪过去了,忧虑涌上他的心头。多年来国际事务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的中国之行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知道他赢得了一场真正的外交上的胜利。成功似乎比失败更使尼克松感到不安。机舱内格外安静,使他的隐忧显得更沉重。他将头靠在椅背上,忧虑与疲乏使他脸色发青。

帕特见他脸色不佳,忙关切地问:“你怎么啦?累了,还是不舒服?我叫大夫吧?”

尼克松挥着手阻止帕特说:“我是为飞机着陆后担忧,国内的反对派……谁知道是凶是吉?”

总体说来,世界舆论对他的访华反应还是“吉”多于“凶”的。上海公报发布以后,西方新闻界发表了种种评价。

法新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说,“他们得到台湾,我们得到蛋卷儿”。《费城公报》说,“尼克松飞回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也有不少肯定的报道,《费城问询报》说,“从短期看,尼克松付出的代价比得到的多;但从长远看,他也许获得了远比付出代价更有价值的东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尼克松总统所同意的就是他早已决定要做的事。”……许多报道都称这一周尼克松的访华为“尼克松震撼”。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之后,也于当天搭乘那架“伊尔-18”专机离开上海,飞往北京。随行的记者们也搭乘他的专机回京。

飞机上的我国记者都在谈论着外国记者的反应,这是我国记者第一次接触那么多的外国记者。

周总理操劳了一个星期,疲劳困倦之极,也没有借返回北京的飞行机会在前舱休息。他来到后舱看望记者们,想听听他们的反应。

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数来比喻,中国对美国,21比2。可以报道吗?

周总理听了哈哈一笑问,是哪个记者?

美联社记者卡洛。

周总理摆了摆手: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有记者说,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生活在毛泽东巨大阴影中”的周总理严肃地说,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当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穿着睡衣,斜依在木板床上。床上里侧摆满了书。毛泽东的头就靠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

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吗?”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烟,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得很远。“是茅台酒把他烧的吧。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着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他可把蒋委员长整惨喽。”

周恩来说:“我送尼克松上飞机时,对他说,我们已经让台湾问题存在了二十二年,我们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

毛泽东说:“我们是有耐心的,因为蒋大元帅也坚持一个中国嘛,别人拿不走嘛,急什么。”

周恩来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然无语地望着病弱憔悴的毛泽东,内心的感情十分复杂。

毛泽东有点喘,咳了两声。女秘书为他拍了几下背。他缓过气来,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烟卷,自嘲地说:“还说要改变世界哪,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

毛泽东用毅力控制咳嗽,清楚有力地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周恩来深深点头。

尼克松这次“改变世界的一周”的访问,实际上是一次重新划分全球均势的访问,在国际关系结构中出现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和解,成了戏剧性地一夜之间改变国际环境的典范。

此后,尼克松对中国的事也热心起来,尤其事关两岸关系的事,他显得主动热情。1972年,宋子文在美国病故。尼克松总统出面张罗,曾想邀约宋家姐妹以奔丧为名,聚首美国。宋庆龄都答应了,临到最后宋美龄变卦了,以二姐宋庆龄背负统战之名为由,拒不赴美,辜负了尼克松的一番好意。尼克松得知后叹息道:“不知中国人怎么这么对立,会牵扯进这样大的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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