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前，尼克松总统召他来商谈，对他耳语道，在很机密的基础上，我想请你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对我们在联合国接纳中国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提出建议。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

基辛格答应说，这毫无问题。

尼克松说，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了。接纳的时间会比我们预料的来得快。

基辛格说，我分析，联合国今年难以接纳共产党中国。

尼克松说，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造成一种形势，使我们既能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人的抨击。

基辛格说，北京肯定会抨击你在搞“双重承认”的把戏，他们的言辞向来尖刻。

尼克松笑了：我是两头不讨好，首先引起老朋友蒋介石的不满。他派了大使来见我。

1971年5月18日，“两头不讨好”的尼克松接见了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

沈剑虹说，蒋总统派我来接任驻美国大使，头一项任务就是说服美国官员，至少再利用一次“重要问题”案，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

尼克松说，我很遗憾地告诉沈大使，美国已无法再控制联合国了。但对台湾而言，美国将一如既往，不改变支持台方的立场。

沈剑虹说，蒋总统关心的是，总统先生将采取什么有力措施继续支持台方？

尼克松胸有成竹地说，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国务卿罗杰斯将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公开表明美方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大代表权，但同时又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美国驻联大代表布什，也向联大秘书长吴丹递交备忘录，要他注意到“两个中国”并存的事实。我还将亲自给许多国家首脑写信，争取他们对美国方案的支持。

沈剑虹连连点头：这就好，这就好。谢谢总统先生！

“这就好，这就好”只不过是客套话，沈剑虹自己也明白，由于美国改变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而对台湾造成最严重的威胁之一，便是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从此动摇。

从1949年11月的第四届联大至1960年第十五届联大，苏联、阿尔巴尼亚等国每年都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台湾的议案，但均遭到否决。从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开始，美国也提出了“重要问题案”，即非经出席投票的三分之二会员国赞成，不得改变台湾的代表权。实际上，由于美国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一直未能恢复。

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采取了接近中国的政策，立即在联合国发生了效应。在1970年10月的第二十五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竟以五十一票赞成，四十九票反对，二十五票弃权，第一次占了上风。

尤其令蒋介石恼怒的是，美国在第二十五届联大以后，也改变了一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态度。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一种建设性的角色，从而建立一个安定而和平的国际社会。”8月2日，国务卿罗杰斯表示，“英国将支持今秋联大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之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排除中华民国或剥夺其在联合国代表权之任何行动”。又玩弄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政策。

1971年4月11日，台湾当局以国际研究所学术座谈会形式邀请专家学者讨论“尼克松总统世局咨文之检讨”，批判咨文在联合国内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是“既不切合实际，又危害到盟国的一种幻想”。

1971年9月16日，尼克松在白宫宣称：“我们将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当然将意味着取得安理会的席位。我们将投票反对排除中华民国，并且我们将尽可能地努力以达成这项目标。”

美国照例又要表演一番，一方面由国务卿罗杰斯出面，坐镇联合国，实施拖延中国进入联合国计划，内容是联合日本，抛出两项提案：一是驱逐蒋介石集团是“重要问题”，企图保住台北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集团同时参加联合国，即“双重代表案”，公开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等二十二国提出的《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立即驱逐蒋介石代表的提案》。另一方面又作出调整美中关系的姿态，于10月20日派出基辛格访华，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

当联合国的形势对台湾当局越来越不利时，蒋介石于1971年6月15日发表讲话，提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进行自我安慰。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在文告中，他表示“国家之轻重，并不在于国际的如何衡量，而在于自己之能否重视其一己之人格与奋斗精神，由艰困而复兴”。他说：“我祈祷也笃信这个世界，会立即回向正义，回向自由，回向光荣的真和平，放弃屈辱的假和平。”

在第二十六届联大表决之前，尼克松召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问道，联合国大会就要进入辩论议程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提案，有没有提交联合国？

布什说，昨天，我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解释性备忘录，正式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第二十六届会议议程。我国提案的核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而同时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但是，美国的“双重代表”提案，遭到北京的强烈反对。《人民日报》刊载中国政府声明说：“……只要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无独有偶，蒋介石也强烈反对美国的“双重代表”提案。他对应召来的“外交部长”周书楷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就要就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进行专题辩论了，我预感不妙，你马上飞纽约，亲自督阵。

周书楷说，我就去，我要找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布什，向他求助。

周书楷飞到美国后，在联合国一个小会议室里举止失措地跟布什说，布什先生，我国总统蒋先生十分担心这次联大会，特派我来向你求助。

布什大模大样地说，我得到尼克松总统的授权，再次保证，美国完全恪守它不仅同台湾，而且同太平洋其他缔约国家的条约关系，请放心！

这等于是空口说白话，周书楷怎么放得下心：光有保证不能使蒋总统放心，还是要想个万无一失之策。

布什哈哈笑道，美国已和日本商量好“反重要事项”议案，把驱逐你们也作为“重要事项”处理，需要有二十三票赞成票才能通过。

周书楷半信半疑地问，有把握通过吗？

布什大包大揽地说，当然，绝对有把握！起码有三个理由：第一，这个修正案的要害，首先是阻止联大驱逐你们的代表，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谈何容易；第二，明知北京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这一修正案得以成立，北京必然会绝对拒绝参加联合国，结果仍会达到阻挠恢复北京合法席位之目的；第三，修正案本身就是“两个中国”方针的产物，灵验得很，只要有我布什在，保证不会出问题！

周书楷在纽约一打听，事情并不像布什说的那样乐观。他又找到布什，火急火燎地说，布什先生，形势不妙啊！“两阿提案”[1]越来越受到代表们的支持，而贵国的“双重代表”提案，支持的人越来越少。

布什说，我比你还急。我拉上日本的代表四处活动，用许诺提供援助或暗示撤销援助来施加压力，有些国家代表不敢得罪我们，只好躲到厕所里不敢出来。

周书楷说，我们的代表等在厕所门外，搞得人家撒尿都撒不利索，可也没有效果啊！

布什耸耸肩，摊摊手，表示无能为力。

[1]指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个国家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议案。

时至8月1日，在第二十六届联大召开前夕，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必须恢复，台湾当局的代表必须驱逐。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它的外交重点是亚非国家，按毛泽东的话说是些“穷朋友”。自十一届联大起，这些“穷朋友”一直为中国恢复在联大的合法席位而奋斗，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某些明智的西方国家如法国、加拿大，甚至老谋深算的英国都或明或暗地加入了这些“穷朋友”的阵容。阿尔及利亚正是代表着这股世界潮流来北京表达它们的愿望的，决心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要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大较量。

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两阿提案”，和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在联合国敲响了对擂锣鼓。

在此背景下，当沃尔特斯再次与黄镇会见，提出基辛格访华新闻预报问题时，跟黄镇发生了争执。

美方提议预报日期为9月22日、23日或者10月5日，并明确提出倾向于前者。北京考虑，美国将在联合国大会开幕时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坚决不同意在9月22日或23日联大开幕时公布基辛格访华预报消息；否则会使全世界误认为北京默认美国的“两个中国”的提案，而同意美方提的另一个时间，即10月5日。

要说服对方同意我方的安排，这对黄镇来说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不轻松也得争。

黄镇对沃尔特斯说，按我国的习惯做法，一般是在基辛格博士到达中国时发布消息，不另发预报。为照顾美方需要，中方同意在10月5日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预报。

大使先生，既然中方同意预报，早些时候更能产生持久效应，为何不提前至9月23日呢？沃尔特斯瞪着眼睛看着黄镇问。

请你注意9月23日这个日子。黄镇对沃尔特斯说。他稍稍从沙发上欠起身子，以便向对方表示一定的尊敬，9月23日前后，美国将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我国坚决反对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在这个时候发表基辛格博士访华的消息意味着什么？

也许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沃尔特斯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黄镇听了韦东流利的法语翻译，又让曹桂生叫沃尔特斯再用英语说一遍，黄镇抓住沃尔特斯讲话的确切意思，摇摇头说，中方不能同意在这个时候发表基辛格博士访华的预报，关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

黄镇递给沃尔特斯一份书面材料，沃尔特斯也回交黄镇一份材料。黄镇提起纸页，透过阳光一看，显出法国水印。纸上写着基辛格拟同周恩来会谈的几个问题：第一，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日期、路线、会谈形式等问题；第二，除了台湾问题外，还要谈远东和国际问题；第三，双方高级人员互访，包括文化、科技等问题。黄镇顿时警觉起来：“很遗憾，我不知贵国为何把第三方面的问题提出来？”他凝视着沃尔特斯等待回答。

因为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发表的中美公告中提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为什么又扯出第三个问题呢？这着实令他不安。

依我之见，在两国关系没有正式建立之前，这是一条扩大联系的途径。沃尔特斯解释说。

黄镇以锐利的目光扫了沃尔特斯一眼，说道，基辛格博士访华不应为枝节问题分散精力，台湾问题不解决，高级人员互访以及种种交流都无从谈起。

事情总得有主有次。黄镇压低了声音说。

我可以向基辛格博士转达你们的意思，沃尔特斯说，并不需要我们在此决定什么，重要的是传递。

是这样。黄镇微微一笑。

这之后，基辛格又风尘仆仆两度来巴黎，每次仍那样神秘，仍那样神出鬼没，连无孔不入的法国新闻机构对他几度拜访中国大使竟毫无所知。当然这与沃尔特斯的巧妙安排是分不开的，后来他被尼克松称为最可信赖的人，荣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由于北京强硬的原则立场，美国最后不得不同意10月5日为预报基辛格访华的时间。此刻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十八国提案之后，又形成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案，坚决反对美国要三分之二多数国家接纳北京的提案；在关于中国席位问题上，双方阵营的斗争在会上会下已激烈得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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