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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并不因为入侵柬埔寨而使中美华沙会谈中断而灰心,他展开了公关攻势。他认为中国人尽管口头上说不怕中苏边界那一边部署的一百二十万苏联军队,但其实还是害怕的。他还打赌说,中国坚决支援北越的立场其实是可以变的,就像美国对台湾的无限支持会变一样。
1970年9月27日,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谈到中国在世界的作用,以及他为此所做的努力。因为他多次放出的试探气球没有得到中国的热烈回应,他有些悲观,认为这些试探在五至十年内都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在二十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我在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去,我的夫人能去”。他还对女儿特里西娅和准女婿考克斯说:“你们将来度蜜月,我希望你们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这话说得很绝,很真诚,很有激情。
这是尼克松总统第二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
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书房,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尼克松放出风来,说他的女儿可以到中国来,他的夫人可以来,还说他自己更可以来。
毛泽东说,他是要搭上这根刚断不久的线,要谈判。
周恩来说,我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他传递了尼克松的口信,表示愿意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希望派高级官员秘密访华。
毛泽东说,噢,他不拐弯啦。我们过去曾经收到过通过别的国家传递的信息,但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的首脑,把信息传递过来,我们原则上同意美国的建议。
周恩来说,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解决,比如谁来北京?是公开来,还是秘密来?通过什么形式来?是直接从华盛顿来,还是间接地从其他国家来?这些问题都需要商议。
毛泽东说,那就请热心的叶海亚·汗总统作中美秘密交往的渠道嘛。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美国友人、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一起检阅游行队伍。
这个举动是独出心裁的,也是史无前例的。
当斯诺带着夫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早已恭候在门外。他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斯诺感到惊讶,蓝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问周恩来: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
周恩来十分诚恳地说,是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斯诺回忆起来,三十四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九十二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到延安,找毛主席。
斯诺感动地说,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这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城楼,又是……
周恩来接过斯诺的话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以新闻记者的职业的敏锐口气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10月1日早晨,在去天安门城楼之前,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会见斯诺的意图时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周恩来将斯诺夫妇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他们一进门,就看见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高大的毛泽东缓缓地站起身,老远伸出他的大手。斯诺也伸出手,快步迎上前去。
毛泽东非常高兴,亲切地握着斯诺的手,风趣地说,斯诺先生,上帝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上午,天安门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激动人心的乐曲声《东方红》,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并排站在观礼台正中央。
10月2日,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
基辛格拿着第二天的晨报走进总统办公室,对尼克松说,中共这样醒目地登载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的照片,是不是向我们透露什么?
尼克松接过来看,寻思说,透露什么呢?东方式的含蓄让人看不懂。
基辛格说,信息是过于微妙,中国人做事喜欢闪烁其词,古里古怪,让人去猜。
尼克松说,要想办法尽快得到毛泽东跟斯诺的谈话内容。我们按美国人的方式办事,我决定亲自动手,再向北京传递信息。
尼克松和基辛格竟然猜不透毛泽东和斯诺的这张合影背后的深意。他们在琢磨:中国为什么对这段时间内尼克松传过去的两次口信置之不理呢?也许毛泽东的这种传递信息的方法太隐晦,东方色彩太浓,在一向消息灵通的中央情报局内也只是留下了一笔记录,却无动于衷。
基辛格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既后悔又颇让人玩味。他在《白宫岁月》中写道:“非常不幸,周恩来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递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至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解其中的真意。”
他还说过,如果说毛泽东拿的是一把轻剑,尼克松则是举着大锤来传达自己的信号。
毛泽东再次挥舞轻剑,再次用自己的方式触动美国的神经。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在宽敞的书房里会见的第一位外宾是还在中国采访的斯诺。因为毛泽东在天安门释放的试探气球已经两个多月了,尼克松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毛泽东也着急了,觉得需要再向尼克松放一个试探气球。
毛泽东不断地吸烟,止不住地咳嗽。斯诺关切地问,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是不是吸得太多了?
毛泽东端起茶杯润喉咙,咳嗽着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嘛。
谈点正题吧。毛泽东吸口烟,慢悠悠说。斯诺知道有重要新闻了,忙拿出笔和笔记本来记录。
毛泽东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少一点,你信不信?
斯诺点头,并对毛泽东这样的开场白表示惊讶。
毛泽东继续说,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毛泽东停顿一下,忙着记录的斯诺想要问什么,谈兴正浓的毛泽东却接着谈下去: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他来?就是说,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斯诺抬头问,这么说,毛主席是欢迎尼克松来访?
毛泽东点头说,他早就到处写信说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斯诺插话:我看可能要吵架。
毛泽东说,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又问,你觉得尼克松能接受吗?
毛泽东说,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他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诺:1972年。
毛泽东:我看,72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
斯诺说,造成台湾现状的责任不在他。
毛泽东点头说,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斯诺说,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泽东说,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说: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泽东笑道,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毛泽东谈兴很浓,斯诺抬腕一看表,不觉已到中午,从早晨8点谈到了下午1点,忙说,主席,已过中午了,我该告辞啦。
毛泽东摇摇手说,共进午餐,共进午餐。中国人的规矩,客人不能对着饭走啊。
毛泽东吩咐人将饭菜送到北屋中间的起居室。菜还是老几样,只是多了一瓶茅台酒。
毛泽东与斯诺边吃边聊,毛泽东仍然谈锋极盛。他夹个辣椒放进嘴里说,今天谈得痛快,我已经很久没有与人这样长谈过了。
斯诺说,感谢主席给我这样的荣幸,您已经跟我谈了五个多小时了。
当斯诺问到中美会不会建交时,毛泽东预言: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头右侧“毛主席语录栏”刊载“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下面在《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标题下,以将近半版的篇幅并排刊登一段文字和一张照片。照片约占版面的四分之三,照片左侧横排分行刊印“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毛泽东莫测高深的接见,周恩来别出心裁的安排,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他将受到欢迎,因为他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他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斯诺是1971年2月6日离开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与毛泽东的那次长谈,尼克松说,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当时斯诺人还在中国,且中美之间尚无热线,那他是怎样迅速知道的呢?人们至今也没有搞明白。以至于熊向晖也不无幽默地写道:“斯诺采取什么办法这么快地就使尼克松知道了,这是难以查考也无须查考的事。”
尼克松得知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后备受鼓舞,1971年2月,他在美国国会作外交报告时非常兴奋地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并表示:“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毛泽东使用东方传递信息的方式,通过接见斯诺发出的信息,西方人尼克松、基辛格虽然重视,但对“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他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因此回应并不理想。毛泽东又跟美国打起了乒乓球,开创了当时举世瞩目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的历史。
1971年3月末4月初,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美两国都参加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国际赛事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重返国际体坛,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国家乒乓球队有十几名队员和几名官员也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提出了访华要求。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了《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总理。4月4日,周恩来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毛泽东。4月6日,毛泽东圈阅报告,退外交部办理。外交部已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队,4月7日世乒赛就要闭幕,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已成定局。可是,事情奇怪地发生了变化,这天晚上吃了安眠药的毛泽东突然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周恩来立即周密部署,强调这一举措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在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国家领导人出面接见,一些美国记者同行,一家美国电视网的新闻转播小组向国内进行实况转播。美国人看到了他们的同胞如何在中国比赛、旅行,在面露微笑的中国人中间访问。效果出乎意料的强烈,小球转动了大球。
1971年4月21日上午,访华归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白宫人员引导下,走进了椭圆形的总统办公室,尼克松总统立即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握手相迎。斯廷霍文介绍了美国乒乓球队的中国之行,他告诉尼克松,已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
“乒”的一声,银球从太平洋西岸打了过来,东岸该如何反应呢?
尼克松毫不迟疑地对斯廷霍文说,给予完全对等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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