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秀梅

题记：我的堂嫂雪玲来自印尼。1994年3月中国台湾通过《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纲领》政策，让许多经营困顿的中小企业主与农户搭着“南向政策”的顺风车到了南洋。我大伯公的长孙发仁原在家乡美浓种木耳，他跟他的伙伴想把技术外移，但是投资不力，做起了外籍新娘的中介者，把雪玲介绍给自己的堂弟。

少女时代的印尼记忆她的家族是各种南中国族裔的混合。

“我是家中的老大，家里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妈妈做生意，有请用人来照顾我们。但是妈妈的兄弟姐妹很多，家里生活较困苦。我舅舅也会来我们家住，帮忙照顾我们。”她说。雪玲的爸爸和18世纪的印尼加里曼丹的传奇人物罗芳伯是同乡。

她的妈妈则是坤甸城镇里的人，是家中的老大，有八个兄弟姊妹。妈妈念华侨学校到初中时就终止，因为外公再娶，二姨太生了一个小孩，她要帮忙带弟弟妹妹和小姑姑。雪玲的爷爷是从中国大陆的广东梅县过来的，奶奶是印尼出生的华人，家族成员在百年间陆续有人回中国大陆念书。她的外婆是潮州人，外公是梅县客家人，外公的第二任妻子是海南人。和中国台湾汉族一样，印尼华侨称印尼当地人为“番人”，不过雪玲的祖上一直都没有和当地人通婚。

“我妈妈会说潮州话，她没念过印尼书，印尼话是嫁给我爸爸之后做生意时学的。妈妈很能干，工作很忙，请了一个婆婆来照顾我妹妹。爷爷在我爸爸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在大陆那边也娶了一个老婆。奶奶在乡下卖冰，是当时坤甸乡下第一个有冰箱的人。爸爸是家中唯一的男生，妈妈嫁过去，奶奶很挑剔她，常常欺负我妈妈，例如下雨时不收我妈妈的衣服。妈妈家比较穷，有时候外公、舅舅做客，奶奶都念东念西的。不过奶奶生病了，妈妈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她。姑姑家比较困难，我们都会帮助她们。妈妈教育我们‘人在做天在看’。奶奶77岁去世，她一辈子都待在坤甸乡下。我们乡下的番仔（印尼原住民）有些也会讲客家话，那边做生意的华侨，多少都会讲印尼话，潮州人就比较少会说。”

雪玲生命中遇到过两次“排华事件”，她父母经历得更多。“因为妈妈家里小孩多，要出来赚钱，她就到乡下做生意。妈妈之前在乡下教书，当时念到初中就可以教书了，印尼很缺少老师，能念到初中就很厉害了，爸爸也是念到初中，他们都是念华人学校的。妈妈嫁给爸爸的时候，印尼就开始‘排华’。”

“大约是60年代，政府纵放印尼人抢华人的东西，华人的东西都被抢光，中文书必须埋在土里。老家的房子有暗门，也曾被人家给撬开。70年代我还小的时候，当地土人想要对付我们。我看过三个不同族群的人联合打华人。乡下比较多‘排华’的事情发生，所以妈妈叫我们先和亲友一起去雅加达。当时我们不敢离开大人，还是留在乡下。有一次乱了，我们就跑去警察局躲着。妈妈也曾带我们离开乡下到城镇区一个月。我爸爸不怕，奶奶也不怕，没有离开乡下。”

另一次“排华”经验较为清晰。“我们跑去坤甸城镇区，妈妈那边有亲人，我们小孩住在那边，伙食费自己付。小学毕业之后，妈妈叫我到都市念初中，我不太想去，因为不想离开家里。妹妹很高兴地去了，她住在都市的舅公家，妈妈比较放心，有交伙食费。因为是‘排华’的原因我们才会去都市的，不然我妈妈也不太愿意我们离开。”

妈妈经历太多苦难，希望长女以身作则离开乡下，追求更好的人生。“我妈妈很怕我嫁给乡下的番仔（印尼原住民），因为种族不同，习惯也不同。但我的小时候的同伴都嫁给当地的番仔，所以初中毕业后妈妈就把我送去雅加达。从邻近都市到雅加达坐飞机要两三个小时。妹妹初中毕业之后，高中也是去雅加达读的。当时跟着两个阿姨和一个同学住在那里。”

跨国婚姻与三位子女的诞生1998年苏哈托倒台，印尼社会大乱，著名的“黑色五月暴动”（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上千人死亡，不少华人女性成为种族仇恨的替罪羔羊，遭受强奸、轮奸、杀害，这个事件挑动人印尼华人的神经，加上雪玲年届三十，在双重压力下，生命有了重大的变化：

“我一个礼拜上班五天，大约是年底，有十几天的假还没排休。我一边工作一边进修，那时候没有想嫁人，但是阿姨和舅舅一直劝我要嫁人。跟我年纪一样的看不上眼，比自己大的男生和比自己小的又不喜欢。那时候公司很多女生三四十岁都还没嫁的很多。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很快乐，有固定的收入，自己的钱又花不完。工作几年后，我已在雅加达买了房子，头期款是妈妈帮忙我缴的。所以生活很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有时候放假就跟阿姨她们一起去逛百货公司。”

这10天的假，决定了雪玲的下半生。“我那时候快30岁了，我妹妹说我不嫁她也不要嫁。结果妈妈就帮我去算命，说如果太晚嫁的话，是当人小老婆的命，所以那时候就答应相亲了。听说相亲的对象在高雄工作，我有一个姑姑嫁了去基隆，所以先向她打听。以前我都是读印尼的经济报，看到台湾的经济还不错，可是我也没有想很多，放假期间，他的堂哥来，有人就怂恿我去看台湾的对象长得怎么样。当时我想说自己会讲客家话，语言应该通。”

未婚夫离开雅加达回台湾后，两人有通信。当雪玲终于来到美浓时，她说：“那时候觉得这里是很乡下的地方，我有点吓到。妈妈怕我退婚，还特地跑来一趟。妈妈很鼓励我们嫁出去，做一个中国人，印尼人听到我们说客家话，会排斥说我们是中国猪，滚回中国去。在雅加达坐公交车的时候，长得比较白一点就会被人家抢，很可怕喔。所以有时候加班，公司的车子没有开，我都坐出租车不敢坐公交车，出租车很贵。我问过嫁去基隆的姑姑，她说台湾那边治安比较好。”

妈妈陪伴雪玲在美浓准备结婚的两周充满着张力。堂哥受不了朋友、邻居异样的眼光，想要退婚。因为当时台湾农村男性若是迎娶东南亚妇女，会被认为是“鲁蛇”（loser，失败者），不过后来在堂姊妹的鼓励下，堂哥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

雪玲分别在32岁、35岁、37岁时生下二男一女，三个小孩全由她带。丈夫刚结婚时在附近帮忙做烟叶的临时工，后来砂石场需要工人，他去应征。但是砂石厂要的是女工，雪玲自愿去工作，当时第一个男孩已经生出来，她请婆婆带半天。

怀第二个孩子时，雪玲觉得很累，没有害喜，过程很顺利，生下来没有坐好月子，因为当时大儿子已经会跑来跑去了。有一次大儿子跑到池塘旁玩掉下去，雪玲跳下去把他捞回来。虽然住在公公婆婆家免去了房租或房贷，但随着两个小孩的陆续出生，夫妻两人的经济负担愈加沉重。

20世纪90年代，随着自由市场的侵蚀，台湾农民的生存并不容易。堂哥种了一阵子的沙漠玫瑰，但销不出去。后来邻居招工，每天需开车一个半小时到高雄市区做电梯装配员，每月薪水2万出头，他也做了一阵子。后来，国营事业“中钢”公司的委外厂商招聘员工，堂哥顺利进去，薪水加倍，但必须住进市区，每个周末才能回家。雪玲告诉先生，他只需负责两个儿子的开销，她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她在地方社团“南洋姊妹会”的协助下，参与政府部门“劳委会”的多元就业方案，每月13500元，而且只上半天工，满足她照顾小孩的需求。

37岁怀胎真是天人交战。原想“两个小孩恰恰好”（台湾的生育政策口号），突然第三胎来临，打乱了夫妻生活的节奏。

雪玲接受了丈夫的意见打算堕胎，但是到了手术室，她决定要把小孩留下来。“我跟印尼娘家商量好了，如果是男孩就送回印尼，让弟弟认做儿子，因为他糖尿病无法结婚，又是家中唯一男孩，罗家才有后嗣。如果是女孩，我要养，我嫁那么远，有女儿贴心，儿子渐渐长大，不跟我亲，连回印尼也不愿意去，我很孤独。”

第三胎怀孕过程比前面两个儿子顺利，生产那天公婆老了帮不上忙，幸好印尼的小妹来玩，加上亲戚万生伯母的提醒，不知怎么落红了，他小叔阿志紧急开车载她到邻镇旗山博爱医院待产。“待了几个小时，我说要回去，医生不肯让我回去，说半夜小孩出来怎么办。医生施行催胎，下午5点生出来了。第二天11点，我要结扎，但是丈夫不愿意签名，怕我把子宫结扎会痛，但是，我想一次处理掉担心又怀孕的事，我单独进入开刀房，手术完，医生叫我我才醒过来，麻醉药退了以后，伤口真的很痛。”

女儿的诞生，弥补了儿子给雪玲造成的失望，也让雪玲的生命较为完整。她非常乐意陪着她参与各种活动，寒暑假女儿急切地要回印尼雅加达陪外婆和学习印尼话，也强烈地表达了长大后回印尼的愿望。如今女儿已经初中二年级，大儿子刚上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学，雪玲唯一担心的是二儿子的叛逆青春。

雪玲说：“三个小孩的教养几乎落在我身上。我公婆的观念很落伍，说什么小孩不乖就要打，连丈夫都一样，他从来不跟小孩沟通。我是爱的教育，几乎将丈夫赚来的钱都投资在孩子身上。”但是，爱的教育对二儿子似乎无效，雪玲边说边掉泪：“二儿子读技职专科学校夜间部，我叫他不要打工，他说要自力更生，可是打了工，在学校就打瞌睡，成绩不好。有一天早上7点半，我被校长找去约谈，校长见到我儿子就问你要不要读书，小孩摇头，校长掉头就走。我跟陪我的导师说，校长态度不好，为何他不问，你要不要毕业。”她相信，小孩叛逆只是一时，却不能拿不到毕业证书。

公共参与：加入“外籍新娘识字班”

1995年美浓爱乡协进会成立了“外籍新娘识字班”，让雪玲获得家务、劳务之外的学习渠道。美浓社会地理环境封闭，客家意识浓厚，美浓人传统上多偏好与美浓或六堆乡亲结成亲家。然而自开庄以来，不乏美浓男子与异族群通婚之事。开发早期，由于清廷移民政策使然，拓垦者大多数为单身壮丁，造成娶妻困难，当时客家与福佬族群关系紧张，通婚不为双方社会所认同。

一般乡民对“外籍新娘”的态度，往往有“看戏”的心态，自从男子到东南亚相亲，乡民便议论纷纷，等相亲成功后，在等待妻子归来的期间，亲朋邻里故意问：“你太太什么时候进门啊？”到妻子终于来到台湾，街坊邻居便来探望，欲一睹新娘的真面目。正式结婚后的相处更成了大家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半年签证期限，“外籍新娘”回娘家的时候，更是考验这异国婚姻的关口。男方及家人多少会担心媳妇一去不返。“你媳妇什么时候回来啊？”变成了见面第一句话，虽是关心问候，却造成当事人心里极大的负担，仿佛觉得大家都预设妻子会一走了之。

后来识字班成员组织了“南洋姊妹会”。南洋台湾姊妹会正式成立于2003年12月7日。六年的识字班（1995-2001年）过程，南洋妇女突破语言困境，也形成社群支持网络（联谊性聚会）。然而联谊性质的聚会，仅能暂时舒缓南洋妇女面对生活困境的焦虑，无法处理实质的困境。于是进一步举办“希望工作坊”，让资深中文班学员讨论识字班该何去何从。2001年，“希望工作坊”达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就是由南洋姊妹每人出300元做基金，分头去寻找合适的房子作为聚会空间。姊妹会创始人夏晓鹃为这段历史下了一段脚注：这次集体行动，使美浓的姊妹们首度有了属于“自己”的集体空间，大家的能量开始汇集，共同打造属于她们的“新娘家”。“借由投入识字班的工作唤起女性志工的性別意识，并培养了她们的自信与集体意识。”关于识字班对志工的赋权，详见吴美云（释自淳），《识字教育作为一个“赋权”运动：以“外籍新娘生活适应辅导班”为例探讨》，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夏晓鹃，《实践式研究的在地实践：以“外籍新娘识字班为例”》，《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九期，2003年，第9页。

美浓的妇女过去透过水圳洗衣或集体农事，发展出自己的公共空间，可以暂时解除家人的拘束与监控。新移民女性的族群特殊性，无法循着客家妇女的模式发展自己的公共领域。原因有二：第一，她们的聚众集结让家人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第二，她们的口音肤色引人注目，出门在外容易引起指指点点。

美浓800多名新移民女性，初来乍到便必须面对文化冲击，并且承担起农村家庭的家务劳动与生产功能。每日面对繁重的家务工作，却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放松休息的地方。雪玲是南洋姊妹会的骨干之一，她刚到美浓的时候，内心煎熬无比。“我来这里十几天之后想去念书，我就问堂姐毓芬要去哪里念书，她说在南隆初中，当时想太远了，但又想闲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当时遇到识字班老师桂英姐，她说已经上到第二学期中了，怕我跟不上。我说试试看，每天午觉没睡就先把注音符号背起来。我婆婆说要订报纸给我看，我很高兴可以知道新闻了，结果订的是国语日报，订了一个月。很多人要介绍工作给我，比如美浓窑的工作，我公公说不要。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带我到处去看去玩。”

学中文一个月后，她的普通话就有了不小的进步。普通话“听得懂，但讲得很生硬，不太敢讲。小叔开烟楼陶艺，叫我帮忙看顾，那时候学了最多中文。人家会问我眼睛大大、说的中文不标准，是不是原住民，我就说不是。那时候我很努力年书，有书就拿来念，经常拿报纸来看，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不懂会圈起请教人。”

美浓爱乡协进会识字班协助了几十个当时从印尼来的客籍移民妇女学习语言，雪玲说：“因为桂英姐用客语发音，所以我们就很快就了解。我迷迷糊糊地学习，但是都听得懂在讲什么。桂英姐问我说怎么这么快就学会了？她把前一学期的书全部发给我写。那时因为没有小孩，很认真念书一下就学会了。识字班上课的地点换来换去，我就自己骑机车到处去上课。”

雪玲总共拿了四张中文识字证书。当时美浓地区是全台第一个办理识字班工作的地区，美浓爱乡协进会倡议，之后高雄县政府重视这个工作，便委托中坛小学、美浓小学、吉东小学、龙肚小学办理，当时连在地70多岁文盲妇女也来学习。

雪玲为了补贴家计，会接一些移民妇女的证件服务，后来受雇于高雄县政府劳工局的外劳服务员的案件，成为约聘雇公务员。雪玲对于外籍配偶与印尼外劳的事件看法与处理为何？她说：“印尼新娘遇有家暴的情形，我都会叫她们去找社会局的社工来协助。老公言语上的暴力，我都会叫她们录音，当做证据，交给社工去处理。外劳逃跑下场一般都很惨，她们大部分都是下海，因为没有居留证，其他雇主也不敢雇用她们，大都跑到云林、斗六、中部，最惨的是流落到色情小吃店，任台湾老板宰割。她们用印尼话对我说：‘逃跑的都下海了，喝醉酒，衣服都被人家脱得光光的。’我跟后来想逃跑的外佣说，薪水低慢慢来，会稳定提高收入，千万不要逃跑，那些逃跑的人都很可怜。”

雪玲曾处理多起外劳案件，帮雇主翻译外劳签的契约。印尼的外劳，男性主要是取代台劳的低薪、高风险、密集劳力的工作，女性主要是从事家庭雇用。雪玲从翻译的工作中发现中介剥削外劳的问题很严重。“她们来的时候逼迫她们，如果不签就不能过来，她们还要付介绍费和一些证件费给中介，所以她们来台湾才赚一点点，却被中介给剥削了。我也觉得在印尼的中介很可恶，她们在印尼被当地中介扣15个月的薪水，每月要扣6000元。来到台湾又被台湾的中介扣12个月，每月扣5000元，但是她们第一个月通常才领1000多元的薪水，身体检查要花2000元，延长居留证又要1000元，有些还收2000元，这些都得自己另外支付，太过分了。”

雪玲在美浓的公共参与最深的是南洋姊妹会。说她：“四五年前爱乡协进会带着我们，要接一个080专线接线生的案子，但是社会局说不行，因为爱乡协进会不是一个妇女团体。于我们思考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团体？开始筹备的阶段，需要影印大家的居留证，很多人觉得我在骗人。经过大家的帮忙，姊妹会终于成立起来，成效也不错，发生了一定作用。有一年去台北抗议，因为考试对外籍配偶来说太难，我们去抗议也有效。有一次是柬埔寨身份证事件，也是姊妹会的人帮忙陈情。我会参加姐妹会的活动、讲座等，有一些事情的讨论，我也都会去。”

参与南洋姐妹会的公共讨论，启发雪玲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移民署官员曾问我一个问题，你们来这里会不会把我们的饭碗抢走？台湾社会怪我们外国人抢他们的工作机会，如果台湾39万名外籍配偶没来台湾，那39万名台湾男子不就变成罗汉脚（指单身汉的意思）了吗？我们过来这里大家应该要互相体谅，他们都没想过，若是我们没来，他们会怎样。台湾也奇怪，十几年前我还没过来台湾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台湾是‘立法院’都在打架，十几年后的现在大家还是在打架。在我看来，哪个党都无所谓。”

雪玲在台湾遇到家庭问题的时候首先是找娘家，和分散印尼、美国的亲姐妹都有联系。遇到法律问题会找姊妹会。教育小孩，较困难的是成语的部分，雪玲索性买很多书给他们读，不懂的就请他们回学校请教老师。因为权利意识的提高，雪玲除了参与姐妹会的去除污名化倡议之外，遇到孩子的权利问题也当仁不让。有次她气冲冲地跑来，很不满地请我帮她看一份孩子就读国小的分班政策意见书。这个国小的课后辅导将移民女性的小孩与本地分班，造成雪玲和南洋姐妹们的不满。她们推选雪玲写这份意见书表达不满，后来校方果然改变了政策。

后记堂嫂雪玲是我学习的对象。我离开家乡出国念书、到城市工作近20年时间，她进入钟家三合院的头10年，常常和我妈妈聊天。为了补贴家用，她让雅加达的妈妈寄印尼的货品过来，凡咖喱粉、印尼泡面、洗发精、胡椒粉、杂志、椰浆、鱼饼、化妆品等应有尽有，解除了美浓地区的印尼移民女性的乡愁。雪玲曾经很辛苦，但她并没有因此退却，反而成为家族倚赖的对象。她常跟我说：“秀梅，养比生困难。”想到她的二儿子，又难过得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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