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和我作为男人，对女孩在办公室里的这些特权，总是极有耐心地欣赏着。女孩有的拿过化妆品，有的将师思扯到窗口，捧着她的脸蛋，像是校对清样上的错别字，半是认真半是挑剔地端详着。她们一闹，半小时就过去了。主编老莫终于咳嗽一声，声明自己不得不做职业杀手，谋杀女孩们的业余爱好。一个女孩用香水瓶朝着主编老莫喷了一下。师思马上叫起来，说只这一下，少说也去了两元钱。我忍不住说了句，回头让主编老莫赔你一瓶。见师思眼角的光泽不对，我又补上一句，让师思将买香水的发票交给主编老莫签字报销。师思冷冷地说，她从来不用香水，这香水是配售的。　　编前会终于进入正题。　　除了老一套以外，新鲜事有两件，一是“猫头鹰”在向我们施杀手锏，他们以月薪万元为诱饵，将长期为我们杂志主持心理咨询专栏的董博士挖走了。主编老莫念了董博士的辞职信。虽然书读多了的人不免呆里呆气，但他倒也坦率，不像别人遮遮盖盖。谈到钱对他的重要性时，还有几分让人心酸。心理咨询专栏是我们杂志唯一超过“猫头鹰”的地方，“猫头鹰”抢走董博士，实际上是在动手掐我们的脖子。第二件事是局长正式发话了，从这一期开始，杂志上必须期期有反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文章，而且还必须是重头的，不能蜻蜓点水。　　主编老莫刚说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师思就发表不同意见，说人家正忙着结婚，杂志社的事再重要也不能耽误人家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好事。师思自己将这事揽走了。这是师思在我搬进花桥小区那套二手房子之前，唯一一次正面提起我的婚事。　　对于第一件事，我们都束手无策。我提议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将董博士请回来。师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到“猫头鹰”的十分之一，作为对手，他们这么做是明目张胆地同我们较量，打钱仗，我们必输无疑。其他人更不同意，个个都说自己只要一万元的一半，准保能将这个专栏办得超过董博士。最后，主编老莫拍板，心理咨询专栏由杂志社几位编辑轮流主持，每主持一期，额外多发一千元编辑费。主编老莫这话，将大家脸上的危机状态扫个精光，人人都露出美滋滋的模样。　　这时，老赵从门卫室打来电话，杂志新一期的样刊到了，让我们下去拿。主编老莫让我带人下楼，他自己留下同师思具体谈谈有关下岗职工再就业典型文章如何写。　　我们下楼后，见老赵正捧着我们的杂志在看。　　见到我，老赵一扔杂志说：“你们登的文章越来越不好看，这么下去谁还肯掏钱买回家去看呀！”　　我翻了翻油墨尚未完全干的杂志说：“你应该喜欢才对，这上面有表扬你们模范家庭的事。”　　老赵将我递到他眼前的杂志推开。　　我们叽叽喳喳地扛着杂志回到办公室时，师思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愣。　　桌上的墨水瓶被碰翻了。我上前去将墨水瓶扶起来。　　师思突然站起来，抓起桌上的皮包，对我说：“我采访去了，这一阵不来坐班。”　　剩下的话是：有事呼我。这是用眼睛说出来的。　　师思走时，步点不像平素那样款款地有情有致，身姿神韵有些零乱。　　一个女孩送杂志到主编老莫的办公室里，回来时，她大惊失色地告诉我们，主编老莫那条标价八百八十八元的领带，歪着挂在脖子上。　　在我所相处的男人中，只有名利能让他们惊诧。女孩则还是一如既往，让她们惊喜的总是时尚的物品，而让她们惊慌失措的东西总是与情感有关。　　师思一走，正好让我静下来考虑一下自己的婚姻与房子的关系问题。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城市生活全部内容都已成了一所房子。我想找个人说一说，找来找去，最后选定的还是韩丁。　　韩丁正在一处股票交易所里，对着牛气冲天的股市行情乐得合不拢嘴。他在回话时，第一句话就说，照这样的行情，今年他完全可以到常青花园买一套房子。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自己找错了倾诉对象。韩丁将房子当成一个人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基础，比“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重要。我失望地将电话挂了。　　突然间，我想到了董博士。　　一拨电话，董博士正好在家，因为是熟人，我便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并告诉他，这种本来目的非常明确的婚姻，不知为什么反而让我越来越糊涂。董博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才问我是不是指桑骂槐，责怪他为什么要跳槽。其实他的想法同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一样。自己本来就是冲着高薪来帮“猫头鹰”的，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似乎也要找人咨询一下这种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下岗工人，每月连一百四十元生活保障金都不能及时到手，自己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地就额外拿一万元。而且，他一直提心吊胆，不知那一万元是真给还是假给。第一笔报酬还没到手，心里就老觉得欠着他们什么。　　我也欠了许多，但不知是欠谁的。　　说到后来，反成了我劝董博士。　　我告诉他，这年头只要是送上门来的钱，哪怕是上面有海洛因五号的味道，也只管花，汉口的五条干道，哪一条不是用钱铺起来的？说到这儿，我心里突然一亮，送上门来的老婆和房子，哪有不要之理。　　我挂断电话，又拨通另一个电话。　　对着话筒，我理直气壮地说：“老婆！我是你老公！”　　沙莎在电话那一端害羞地笑起来。　　午间休息时，我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带上沙莎和牛会计去花桥小区看房子。仍由牛会计住着的房子按四星级宾馆标准装修过。我很想说，这样子挺好的，我们只需抱着铺盖进来住就行。沙莎却一口气挑出二十几处毛病，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盗门可以将就着用，但门锁必须换。这一点是牛会计主动提出来的。　　牛会计问我们准备花多少万进行再装修。　　沙莎笑而不答。　　在我们察看时，老赵的妻子钱主任和王婶家的两口子都进来凑热闹。　　王婶公开说，她原以为我同师思是一对，没想到鸳鸯谱上写着的是我和沙莎。　　钱主任则说，从职业眼光来看，我同沙莎结合更加牢不可破。　　他们邀请我和沙莎到各自家里坐坐。我被他们家里的温馨气氛深深地打动。特别是钱主任家里，老两口的床头柜上插着一枝鲜艳的红玫瑰。钱主任说这是老赵上个星期天给她买的。她说老赵隔一阵就会送一枝红玫瑰给她。说时，钱主任脸上自动迸出一排笑纹。　　王婶家里则是实实在在的恩爱，她同汪总的各种亲昵姿势，用照片展示在家庭的每一个角落里，使得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也能放出光芒来。　　回到马路上，沙莎出乎意料地抽出五分钟时间来挽住我的手。　　我想起牛会计不肯说出价格的那个极其豪华的席梦思，心里终于有了准备在沙莎身上实施的欲望。　　6花桥小区中间的那条黄孝河路，是我同沙莎开始相交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夏天，武汉出奇的热，才五月初气温就到了三十九度。我来杂志社报到的那天，是连续第六个三十九度的日子。按照武汉人的经验，只要气象台连续报三十九度，那一定是四十度以上了。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传说，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凡是气温超过四十，就得全城放假休息。因为不能这么放假，所以难得在天气预报中见到四十度，更别说四十一度了。一九九四年夏天的那个热，用师思家人的话来说：若没有四十一度，老子就是婊子养的！我是在沙莎手上报到的，她将我领到杂志社，并对大家说，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我站在沙莎背后，不时望着那条深陷进肉里去的乳罩背带，并闻着她身上因为出汗太多而散发出来的轻微狐臭。当时主编老莫不在，还没调离杂志社的王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句：现在的媒体真不像话，明明气温到了四十度，却硬说只有三十九，长此下去，什么话都没人听了。然后又对我说，这时候去乡下最好，乡下凉快。当时我手上还拎着充满学生宿舍气味的行李。沙莎问我的住处安排在哪里。王婶说这季节不要房子，睡马路也比屋里舒服。王婶也不知道将如何安置我。那一年大学本科生还勉强可以称为“人才”。主编老莫来后，才明白地说这个问题先得自己克服一下。沙莎当即为我抱不平。现在想来，也许从那时开始她就在寻找时机，将我变成她的老公。沙莎看我的眼光一直与众不同，这是杂志社内部公认的。沙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她回来时又看了我一眼，说她帮我找了个住处。这个住处就是现在我与韩丁同住的那间房子。这房子本是两个局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我以前，我们局安排了一个单身女性去住。对方局却安排了韩丁。本以为男人会让着女人，从而在事实上占领这房子的另一半，哪知韩丁用了师思未来嫂子对付她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局的那个女的。韩丁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不是我们局做了让步，而是那女的一气之下，去了珠海。沙莎在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说那个女的现在是珠海一所别墅的女主人。沙莎说完这些后，还特别嘱咐我，要像坚守阵地一样替我们局守住半间屋子。自从有了安身之所，我同沙莎就没再相交。　　再次见面已是一个月以后。那天我去汉口火车站附近，采访那里的安居工程，中午返回时，实在受不了公共汽车上的酷热，便在花桥站下车。站在树荫下撩起衣襟拼命扇风时，我看见沙莎戴着一顶蝉翼一样的钢丝折叠帽，手臂上搭着防止紫外线的纱巾，骑着自行车，顺着黄孝河路，赶着去上班。我正在想要不要同她打招呼，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炸响，脚下坚固的混凝土托着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马路上三个下水道的窨盖，拖着几道火光冲天而起。其中一只从空中落下后直奔沙莎而去。见势不妙，我奔过去，将还在自行车上不知所措的沙莎，连人带车用力拽到一边。那磨盘一样的铁家伙砸在离我们只有两米远的地方，狰狞地裂为两半。远处的两个窨盖在马路上滚了一段后，躺倒下来，冒起一阵青烟。裸露出来的三个下水道洞口里，蹿出一丈多高的黑色烟柱。《武汉晚报》和《长江日报》隔天都对此事做了报道。它们提到黄孝河曾是武汉最著名的污水沟，并引用专家的意见，说是这条被管束的污水沟里的大量沼气在少见的高温下，自燃爆炸。望着那股黑烟，我搂着惊魂未定的沙莎，站在马路边。纵然是第一次这么亲近一个年轻女人，无论当时还是过后，除了汗水的滑腻与滚烫，再也没有其他感觉。　　如果这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城市里，它一定是浪漫故事的美妙序曲。在武汉，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报纸上说的，一只铸铁窨盖冲天而起，险些砸着一个骑车路过的年轻姑娘。　　现在，我同沙莎在法律上已是夫妻，就要住进黄孝河路上的花桥小区。不是沙莎，我连想都不敢想。　　感情问题和爱情问题一直没有被提上我和沙莎的议事日程，被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各自的存款。沙莎那头脑里不知装些什么先进仪器，她眨也不眨一下眼，就说出我的存款数额。这个数字同我真实的存款余额相差只有四百元。我像是被反贪局的人盯上一样，索性和盘托出，连那四百元也不要了。　　有天夜里，韩丁同最近的那个女孩斩断关系后对我说，外地人找武汉女人做老婆是福气，做情人则是灾难。韩丁准备买房的钱又蚀了一截。他没说是炒股赔了，还是为那女孩破费了。不过多半是由于后者，因为近期股市仍在涨。　　我一直在平静地观察沙莎。她确实是过日子的行家里手。自从我的存款交到她手上，她再也没有麻烦过我。我知道她在一趟接一趟地往顺道街和青年路跑，上那儿选装修房子的材料，选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要用的家具。我几次提出陪她一起去，她都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两人去要多花一倍的交通费；二是我不会说武汉话，跟人讨价还价时是个累赘。沙莎请的装修工人恰好是黄州人，他们同沙莎讲黄州话时，我还是不能插嘴。从牛会计搬走，到我们的家具进门，总共只用了三十天时间。　　结婚的头一天，一切准备好后，局里的同事来看热闹。　　几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武汉的人咬定我们至少为这房子花费了六万元。武汉本地的同事没有如此高估，尤其是成了邻居的王婶，她认定的花费在三万元上下。这个数额正是我和沙莎的实际经济状态。　　黄昏时，沙莎约我去一家酒楼。我们在酒楼里订了五桌酒席，酒楼的老板很高兴，免费给我和沙莎提供一顿晚餐。黄孝河路的中心地带，天一黑便摆满各种各样的小吃摊。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着窗外那些忙乱地招呼过路人的摊主们。　　沙莎端起一杯啤酒说：“我们俩碰一下吧。明天起就真的成夫妻了，希望你今天将那些未了的事，说的说完，做的做完。”　　我将自己的酒杯贴上去说：“你放心，这个年代没有藕断丝连的故事了。大家都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一个穿黑衣的老太太拿着一束花走过来，客气地问我要不要给沙莎买枝玫瑰。我告诉老太太我们是兄妹关系。老太太根本不看我们，只顾看着自己的花，数落我这么说可不好，她自己年轻时，因为说错话结果将一段好姻缘错过了。　　我赶紧掏钱，买了一枝玫瑰。　　沙莎接过玫瑰高兴地说：“往后可不许这么乱花钱。”　　我提出上她家去看看时，沙莎没有明确表态，只说时机一到会让我去献殷勤的。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着，八点钟一到就分手各自回去。　　沙莎不让我送，但吩咐我今晚别玩得太久。　　我不清楚自己会去哪儿玩。　　沙莎明白地告诉我，师思会找我的。她有预感。　　回到住处，果然发现门上钉着师思的留言条。我有意在屋里多待了一会，直到九点半才去往事温柔酒吧。我去时，师思桌上的酒水单上已划了三个勾勾。　　师思说：“你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　　她要我买单，理由是明天的喜酒她不去喝。　　我摸了摸快被沙莎掏空的钱包，壮着胆，点了头。　　在我要的啤酒上来之前，我说：“是不是后悔我娶了别人？其实，有可能是我后悔为什么要娶别人。”　　师思说：“这有什么好后悔的，大不了将来离婚，还能白得半套房子。”　　我突然问：“你今晚又是无家可归？”　　师思说：“不，他们旅行结婚去了。我心情不好，杂志社让人越来越压抑。”　　我说：“压抑的是我，盼了多少年的好消息，结果弄得这么酸不溜叽的。”　　师思将一杯酒喝下大半杯，她说：“蓝方，你确实是个笨蛋。你怎么就看不出那家伙对我不怀好意？”　　奇怪的是，在我明白师思的意思后，一点也没有生主编老莫的气，我说：“以你的智慧，对付这种男人，用几根头发丝就行。”　　师思沉默了一阵说：“你又错了，也许我根本就不用去对付他。说出来你会妒忌，今天上午他又批给我一千元采访费。”　　我用武汉最流行的话骂了一句。去年我去北京采访也才限额一千二百元。师思在市内跑，却给一千。我一提到女人年轻就是资源和财富时，师思的眼泪就下来了。我慌忙递上一块纸巾。这一弄不要紧，她几乎将眼珠哭了出来。我不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对女孩最好的安慰是让她自己哭个够。酒吧的灯光很伤感，师思哭了二十分钟，我不得不找女招待要了两次纸巾。　　周围的人仿佛都在欣赏师思伤情的样子。　　的确，一个独自流泪的女孩，反而会让酒吧气氛像火一样燃烧。　　我慢慢地呷着啤酒，心里一片空白。　　师思终于将不要的眼泪全部洒在酒吧的地板与纸巾上，她抬头挤出些笑意说：“好了。对你实说，我就是想要你陪着，让我大哭一场，好久没有这么哭过了。”　　我说：“再哭几下，龙王庙就有险情了！”　　师思说：“你得提防杂志社的险情。记住我的话。谁要是欺侮我，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说：“这话你嫂子若听去了，还不吓个半死。”　　师思又举起酒杯。往下我们只聊杂志的事。师思采写的第一篇关于下岗职工的文章，将她自己都感动了。我建议她不妨写写我住处的那对开“电麻木”的下岗夫妇。旁边有人在问时间，回答说是十二点一刻。师思装作知趣的样子，提议我们回家。买单后，她送给我一只纸盒，说是结婚礼物。师思递纸盒给我时，两只手有些颤抖。　　我说：“你怎么啦？”　　师思说：“我一见到熟识的男人都有家室心里就慌。”　　我说：“武汉有三百五十万男人，怕什么。”　　拎着纸盒同师思并肩走在马路上时，我向她提了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轻轻地吻她。　　第二个要求是深深地吻她。　　第三个要求是疯狂地吻她。　　她对这三个要求一概给予了拒绝。　　她拒绝的方法是：除了皮鞋可以吻，其余地方都不行。　　我问是不是市价，两元钱一双。　　她回答说可以贵一些，毕竟嘴唇比鞋刷高贵。　　师思依然上了“电麻木”奔六渡桥方向而去。　　回屋后，我打开纸盒一看，是整整三十盒避孕套。　　我惊愕地叫了一声：“天啦！”我猜不透师思送这东西的心理。熬到天亮，我终于将韩丁唤醒，请他帮忙分析。韩丁将眼屎抠下来弹向空中，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对方希望你不要匆忙要孩子，免得有了羁绊后，你们想找机会重组家庭也不大可能了。初时我没将这话当话，但随后我发现这话太正确了。　　我们的婚礼很平常，就像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一样，除了要做新郎新娘的我们，没有谁注意它。让沙莎提心吊胆的是，局长答应参加又没参加，婚礼为此白白推迟了半个小时，穿着红衣服的沙莎也掩不去脸上的苍白。她一改往日的沉静，忍不住小声对我说，局长是生气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我请她放心，局长是老武汉，懂得城市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我的劝说，对缓和沙莎的心情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乘着酒兴来闹新房的男女，不停地冲着沙莎说的那些半荤半素的话，以及手脚上的那些小动作。等到他们闹够了散去后，沙莎兴奋得像只发情的小母狗。当她在朦胧的灯光下脱掉衣服后，我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动物，反正是亢奋起来。沙莎以前，我体验过几个女人。说心里话，只有沙莎为做爱所做的准备工作让我最冲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沙莎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处女的缘故。　　局长的电话是在沙莎正为一半幸福一半疼痛而呻吟时打来的，他向我们祝贺新婚，又替自己解释没能亲自来的原因是局下属的一家企业里工人闹事，他去现场解决问题了。沙莎这时已不愿同局长讲话了。我拿着话筒时，她不停地在我身子下面扭动着。好在再也没有电话打扰。　　我们在充满油漆味的新房里待了三天。初识此中滋味的沙莎同在办公室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她不停地要，得手一次就升华一次。有几次，她的急促让我都没机会使用师思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就这样，三天中我们也消费了两盒。弄得床上怎么清扫也还有薄薄一层滑石粉。三天后我们不得不出门，因为沙莎患上了急性盆腔炎。大夫说我们是正派人，因为这岁月只有正派人才会在蜜月时患盆腔炎。沙莎特别高兴听到这话。　　新婚的第三天必须回门。沙莎却不乐意。从医院出来，我硬是强迫出租车司机往唐家墩方向开。因为黄州那儿就是这么个规矩。沙莎这次没将我当乡下人，她让出租车停在一处巷口。然后，我们下车顺着巷子走到头，最后停在一所破旧的矮房子门前。我立即意识到沙莎为什么要结婚、要房子。我们进去简单地坐了一会，一家人除了给我们端上一大碗吃食以外，谁也不肯暗示，结婚之前的沙莎下班后是如何在这所破房子里安身立命的。　　这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患了盆腔炎的沙莎因不能做爱而同我做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她说，在城市里要活下来很容易，要活出质量来则不容易。在城市里，质量要靠物质来打基础。空有精神，只会是一个流浪文人的自慰行为。这些天的做爱，让沙莎身上总处在充血状态，她一认真起来，声音沙哑得就像走了磁的录音机中的响声。她第一次用这种声音对我说，虽然我们结婚的动机是为了得到一所房子，但她已经铁了心要爱我一辈子。　　沙莎是站在黄孝河路紧挨着我们住所的那几棵树下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卖花的老太太正在不远处盯着过往的人。她显然还记得我们已买过她的花，当我叫她时，她将玫瑰的价钱从每枝八元下调到六元。我将玫瑰递到沙莎的手上。沙莎说她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这么对她说我爱她。卖花的老太太刚收了钱就匆匆走开。一会儿，老赵就同钱主任手挽手地出现了。　　我对他们说：“这年纪了，还能这样，真让人羡慕。”　　钱主任说：“老赵昨晚还说羡慕你们年轻哩。”　　老赵灰白的头发在晚风中翻飞了一下，他冲着我们笑一笑，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被钱主任牵走了。　　老赵一直没有回头，只是在过马路时趁机看了一眼那卖花的老太太。　　卖花的老太太随后走向公共汽车站，上了那辆524专线车。　　我认真地说：“爱情是年轻时美丽，婚姻是老来美丽。”　　沙莎也认真地说：“我们会有这么一天。”　　沙莎想听到的三个字在心里没组成串，我无法一溜地对沙莎说出来。但上床后，脱光了互相搂抱着依然睡得很香。沙莎的成长环境使她只能像这个城市的许多女人一样，务实不务虚，更相信面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我也变得同她差不多了。　　早上醒来时，我发现沙莎嘴角上像小女孩一样耷着一根口水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