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武汉人胆子大，敢在北京人面前讲普通话。”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武汉进行采访时，一位开奥迪车的老师傅说的。　　从湖北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杂志社做编辑，已经四个年头了。就像克林顿盼着萨达姆被谁搞下台一样，五年当中，除了那些一大早就被人从被窝里拎起来的日子，我总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在想，今天上班后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或者干脆就是什么好事来骚扰一下自己？很多时候，我总在情不自禁地用整个杂志社公认智商最高的头脑复述着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天上一只鸟飞过武汉时，为什么要野蛮地拉下一泡鸟粪，并且刚好落在门卫老赵的独生女小赵的脖子里。不仅在起床前我这么想，在杂志社的女孩和女人，一边议论着手头的稿件，一边切磋使用化妆品的要领时，我也不时提起这个话题作为老生常谈。我的校友师思在正式场合中给我做了统计，她认为我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已经是两点一三倍于小赵的父亲老赵了。每一次，我总是满怀歉意地对她发誓，再也不在如此美丽的女孩面前，谈论这类粗鄙的问题。真的，在她们充满神往地齐心协力赞颂某个品牌的口红时，将鸟粪与其相提并论，实在是太不文明，也是对这个时代流行美学的不学无术。好在师思她们十分大度，一致认为，因为我是男人，因为伊拉克对美国的巡航导弹、隐形飞机毫无办法，所以应该原谅我。对于女孩们这类穷开心的嬉闹，我是不用去为之感动的。不过，我会偶尔装模作样地对她们说一声：“主啊，感谢您的仁慈和宽恕！”　　每当说了这话，我就会与师思对视一下。　　我喜欢看她那眸子里闪烁着那些被感动出来的近乎泪光的东西。　　师思对我的理解，是在一次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个人时。　　我对她说：“这上班的日子过得缺油少盐，清汤寡水，有点味道的东西，都被别人享受了。”女孩在办公室里单独同一个不是很差的男人相处时，总会有片刻温柔。所以师思对我说：“这两年我也替你抱不平，怎么凡是好事都与你不沾边，提干没你、评职称没你、到新马泰采访没有你，只让你去一下海南岛，甚至连看二审稿的权力也没弄到手。别说你是一个男人，就连做女的，我也觉得自己干了三年，该有好处轮到我了。”　　师思说到新马泰和海南岛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　　去年，有关单位组织人员去新马泰，说是采访，其实不过是报纸电视里经常点名批评禁止的那回事。杂志社的主编老莫自己已经去过。他们对我说的话让我无法分辩，不让我去的原因是爱护我。去的人我们都叫她王婶。王婶走了一遭，并给男同事们带回一些生猛补药。当然是备有发票打算报销。哪知主编老莫不肯收她的礼品，还不无愠怒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这话在杂志社里一直流传到昨天。　　昨天，师思在办公室里不知接了谁的电话，其间她冲着对方说了句这话。惹得整个办公室的人全都趴在写字台上笑。师思放下电话后也笑。在杂志社里，这句话太受欢迎了，所以谁都有过不小心将这话说漏嘴的时候。这话的暧昧意味，像暗号一样深深地镂刻在大家心里。王婶没有参与这故事后面的故事，她被调到主管局做了宣传处的副处长。虽然无人说过对她表示感谢的话，大家心里还是有那种对王婶给自己带来充满性暗示的快乐感到满意的意思。在武汉的高楼大厦、长街短巷里，大家一向格外支持这类义务劳动。　　那一次，我同师思在办公室里说了许多有关杂志社内部人士的坏话。说得彼此都很痛快，后来我像电视新闻中的各国领导人那样，将手伸向师思，说谢谢她为我发出呐喊。师思将小手递给了我。我接住时，简直不敢用力握，那手太美、太诱惑人了。我感觉到自己身上有种八九月间钻出公共汽车，在车站旁的小摊上买一只雪糕，捏在手上的滋味。不只是骨髓，就是那些已脱离了头皮，但还没来得及掉到地上的头发丝，也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舒适。天越热这种感觉就越深刻，同时留住这感觉的时间也就越短。　　师思在我仍处于恍惚时将手拿了回去，然后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发现。我坦率地说她的手如果不是玉琢出的，那一定是从狐狸精那里借来的。师思冷冷地说，凡是有心想碰她手的男人都有过这种遭遇，而我只不过是在形容词上更夸张一些，用了在越来越现代的武汉城区里，被人弃而不用的“狐狸精”三个字。所幸师思随后就笑了，还说我们之间假如就这样维持着这样的友谊，她还会给我许多这样的幸福时刻。　　我被她一连三个这样说得只有点头的份。　　我对她说：“你放心，王婶送给我的那些药，我还没吃。”　　我一直觉得这话是绝对的办公室幽默。　　师思却板起脸来说：“我讨厌男人总在这么炫耀。”她翻了一下桌上的杂志，又说：“美国佬第一次向伊拉克炫耀武力时，许多人佩服，当他们接二连三无休止地这么做时，就没人喜欢了。”　　我壮着胆生生地挤出一句话：“这同你们一天到晚描眉画眼涂口红有什么差别？”　　师思将一沓纸扔到我怀抱里，大声说：“你这人怎么非要同女孩较个输赢，罚你帮我将这期的校样清了。”　　结果有些出奇，那一期杂志上没有一处差错，在期刊协会举办的当年质量评比中，获得了特等奖，我的师妹校友据此拿了杂志社年终最高的奖金。而我从师思那里得到的唯一回报是，她用奖金的一部分到武汉广场买了一枚铂金钻戒戴在右手中指上时，让我替她看看与自己的气质和谐与否。　　我酸酸地说：“女孩自己给自己买戒指有什么味道！”　　她马上说：“主观上我将它当作你买给我的呀！”　　我心里更酸了。特别是她那话最后的呀字，让我的牙吃了大亏。我恶毒地说：“永远只有主观没有客观！”　　这么好的事，是我来杂志社后唯一的机会。它却没有成为我的好消息。　　杂志社在从前的英租界里给我安排了一张床位。早上，我从唯一可以藏得住个人隐私的被窝里探出头来，望了望对面墙角上的那张床。韩丁正戴着一副耳机在听境外的电台广播。韩丁手上有四万元的股票，那是他大学毕业后用比我多三年的时间，靠着给一些想出风头的企业家写报告文学赚的。他一直想买一套房子，但是这点钱，即便是在没人想去的东西湖一带，也无法拿到开门的钥匙。夏天的时候，他终于下定决心，将手上的积蓄完全投到股市上去，他渴望有最高的回报，以使自己在三十岁到来时，真正拥有自己的隐私。而不像现在，只要有女孩来这屋里找他，他就得先向我通报。韩丁从头上取下耳机时，我正要出门。　　我问：“有好消息吗？”　　韩丁两腿一抖，掀开被子说：“屁！光靠达赖，哪怕是真去美国，也掀不动股市上的笨熊。”　　我说：“你何不弄出一条假新闻，说长虹集团的生产线被人炸了几条，你的康佳股票还不飙升起来？”　　韩丁站到地上提了提裤衩：“你以为资本主义真的复辟了？这儿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他跺了一下脚。本来还有可能来第二下，但他被地板发出的巨大回声吓坏了。　　楼下传来一个女人的骂声。我连忙逃出门去，连自行车都没骑，舍命一样跳上一辆开往江岸方向的中巴。我递了五角钱给售票员，从她那里买来一些清静。中巴车快到杂志社所在联欢大楼时，我让司机带了一脚刹车，然后站到街边的一家小吃店门前，叫了一碗热干面。等待时，旁边的那家小吃店内一个女人冲着我连连说：“过早吗？过早吗？”我冲着她那冷清的店面不置可否地看了一眼。　　在我身旁，有七个人站在那里等待。大家像看杂技一样，看着女老板同她的打工妹手忙脚乱地将一碗碗热干面捣弄出来。因为联欢大楼就在身后，我显得格外有耐心，从声明要一碗热干面后，就再没有吱过声。哪怕是比我晚来的一个中年女人，先于我开始用筷子搅拌着喷喷香的芝麻酱，我也只是笑一笑。没有好消息时，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在我刚刚拿到热干面时，沙莎在附近叫：“蓝方！”　　我将已经送到嘴边的一口面条放回碗里，回头说：“沙莎！”　　沙莎的名字让店老板受惊不小，以为我在热干面里吃出了沙子。　　我放弃了坐下的想法，站到沙莎对面，同她聊了几句这种时节弥漫在武汉所有人群中、虽然无聊又不得不聊的话题。所幸沙莎说了些意外的话：她家门口的那家卖早点的小店，今天突然换了一种芝麻酱，惹得很多人都发牢骚，决定不再吃这家小店的热干面了。沙莎也做了同样的决定。　　沙莎同我说话时，眼睛总也忍不住朝我碗里看。她那样子无疑是想了解我正在大口吞咽的热干面味道如何。久居武汉的人，许多关系到民生大计的事都可以马虎，独独这热干面是无人肯马虎的。这一点又以汉口一带的居民们最典型。　　吃热干面只要不怕噎，所花费的时间，在一天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天生一副会自动产生润滑液的食道，三两热干面下肚，就像什么东西淌进下水道一样快捷。放下碗，扔掉一次性筷子，我随口说了声：“味道不错。”　　沙莎听见我说的话，整个地松了一口气，跟着又不满地说：“从前那么好吃的豆皮，现在吃起来完全是肥肉煮糯米饭，要是哪一天将热干面也做变了味，武汉就没东西可吃了。”　　我说：“别着急，到那时我领你到黄州去吃豆腐。”　　话一出口，我便觉得不妥。豆腐前面加个吃字，是这几年流行起来的一种暧昧话。照沙莎的脾气，她会马上扔一对白眼过来。不料这一次她送过来的竟是近似秋波一样的妩媚。　　沙莎头一偏，长发在我眼前甩了几甩。　　我读懂了她在抒情的含义，那是叫我同她并肩走着上班去。这对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在武汉大面积停电的夏天里，我曾多次一手扯着一个女孩，从联欢大楼的一楼一直爬到杂志社所在的十一楼。沙莎几次扭头像是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每一次实际说出来的都经过全面篡改。她说过这么样一句话：“这一期杂志我看过了，你当责编的文章占了四分之一吧？”我真想揭穿她，重申一下杂志社里当编辑的也就三个人，如果我只编了四分之一版面的稿子，还叫什么多！我也将心里想好的话篡改一通后，再告诉她，我若是不干，杂志就得开天窗。　　沙莎马上说：“不会的。有人会将局长的讲话稿补上去。”　　我看了一眼沙莎，忍不住笑起来。　　门卫老赵正在自己的小窗户里埋头吃着一只保温饭盒里的东西，旁边坐着一个笑眯眯的女人。我和沙莎都在猜测，那女人一定是老赵的老婆。所以沙莎才说，夫妻做到这个分上才叫幸福。所以我才说，找老婆目光得放远点，要看到六十岁以后。　　在等电梯的时候，师思来了。她一定注意到我同沙莎站在一起时，肩头只有五至六寸的距离，这才故意站在大厅中央，将长长的米白色风衣撩开半边，露出一条极性感的大腿。她的这个企图得逞了。我无法不去欣赏那件让人充满想象的优秀作品。电梯来了后，大家像挤公共汽车一样往里挤。　　轮到沙莎和我钻进去，警铃响了。　　有人说：“你们下去叫警察。”　　我们退了一步后，我又将沙莎一个人推进去。　　我说：“让你去找警察简直是自投罗网。我一个人就行。”　　这一次警铃没响。　　电梯门关上后，师思的风衣也像门一样关上了。　　趁着电梯门口只有两个人，我赶紧说：“怎么将大幕关上了，是不是嫌观众太少？”　　师思不屑地对我说：“我本来就只想让一个人欣赏。”　　大楼门口，局长同他的秘书走了过来。　　我飞快地说：“孔雀吃醋时才会扬起尾巴开屏。”　　师思背对大门，她只管说：“你的醋一分钱一斤也没人要。”　　局长正好来到我们中间，他问我们为什么醋无人要。我只好瞎编说刚才过早时，因为醋不好，所以热干面都变了味。局长看了我一眼后，便邀请师思爬楼梯，顺带朝我示意一下。　　局长的办公室在六楼。只要是早上来上班，他从不乘电梯。他说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锻炼方式。为此，局里曾经在每年的九月初九举办爬楼梯比赛。后来因为一名处长在获得冠军后，突发心脏病，差点死过去，这项活动就不声不响地取消了。我们同局长一道向六楼攀登时，局长让师思给主编老莫捎个信，要组织一批高质量的反映下岗女职工生活的稿件。随后，局长谈起上期杂志封面，他觉得女人之美，以体型最为重要。局长没有赞扬师思的体型，只是建议师思在思想上更开放一些，争取参加下一届武汉小姐的比赛。　　在三楼楼梯的拐弯处，我们碰见正在把楼梯栏杆擦干净的王婶。局长问她一早就做义务劳动，累不累。王婶回答说还行时，我和师思忍不住笑起来。好在局长没有追问，只是说自己希望看到全局上下人人都这么快乐。将局长送到六楼后，我们如释重负地钻进电梯。　　满满一笼子人，我只好紧挨着师思，并且还装作无意地用自己的大腿在她的大腿上摩擦了几次。师思今天的脾气特别好，她不但笑，还小声提醒我，沙莎像是为我动情了。我装作高兴的样子，说如果这样，今年年底自己一定可以涨一级工资。说时，我用手握住她的手。师思一丝挣扎的意思也没有。　　可惜电梯升到了十一楼。　　一站到楼道上，就看见沙莎在旁边站着。　　沙莎冲着我口无遮拦地说：“怎么才上来，电梯都过了几趟。晚上请我到酒吧坐坐，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沙莎的办公室不在十一楼而在九楼，这也是杂志社像小脚女人一样发展缓慢的并发症。望着她走向楼梯间的身影，我突然想冲上去搂住她，让她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　　沙莎走进楼梯间时，回头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听见师思在杂志社门口，酸溜溜地大声说：“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我走过去，才发现杂志社的办公室里只有师思一个人。　　我不得不认真地问她今天是怎么啦。　　师思极不认真地告诉我，早上吃热干面时，吃出了一副假牙。　　2我从未被人这么折磨过。　　只要电话铃一响，师思就说：“蓝方，沙莎找你。”　　她说话时连头都不抬，两只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桌面上摊开的那本与我们编的杂志属于同一类型，但比我们强大而且总想吃掉我们市场份额的杂志。在杂志社内部，这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对手被称作“猫头鹰”。　　由于师思的炒作，全杂志社都知道我终于遇上好消息了。　　我确实太需要有好消息了。为此，我一反常态，不停地看手表，并希望沙莎真的打电话给我。中午下班时，杂志社的女孩总是要提前去卫生间，将自己脸上的五官重新修整一下。趁办公室里无人，我赶紧给沙莎办公室打电话。拨了三次都没有人接听。后来我才明白自己又钻进了牛角尖。这个时候哪个女孩还能容忍办公室里的刻板继续留在自己的脸上，就是男人也会屙泡尿照照自己。　　从卫生间回来的女孩，一个个光彩照人。　　我拿上那本“猫头鹰”，翻出封二的广告美人，声称她们定是这广告美人的盗版。　　这话立即招来强烈的抗议。她们说自己哪怕是去学那些卡通人，也不会对“猫头鹰”上炒作的任何东西产生兴趣。我马上指出，一个月前，她们中的三个，当着我的面，做“判断男人是否真爱自己的十个方法”的测试题。这个把戏就是由“猫头鹰”刊登出来的。我曾经很郑重地告诉主编老莫，我们的杂志之所以在与“猫头鹰”的较量中，总是表现得像只田鼠，根本原因就是内部存在汉奸。相同的测试题在我分配到杂志社的那一年，我们的杂志上就登载过。校样还是我看的。其中一条与“猫头鹰”津津乐道的一模一样，都是说如果在做爱时，男人还不时撩开女人的头发，看着女人的眼睛，就能断定男人对女人是爱，否则就只是性。在我进一步指出这一点时，女孩全都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和主编老莫，自己笑自己的。　　主编老莫将我桌上的那本“猫头鹰”抓起来，扔到师思的脚下。他说：“我知道你们都看了。我也看了。但我用的是批判的眼光。告诉你们，我有信心让他们明年乖乖地交出五万个份额给我们！”　　女孩们全都哇地叫起来。　　师思说：“头儿，你这么有把握，今天中午就别让我们吃工作餐！”　　主编老莫的心情确实很好，一点也没有受外面肃杀的秋风影响，虽然说不上是春风得意，但离那境界也差不了多少。他爽快地答应下来，还将签单权交给了我，并声明这种权力只是一次性的，同时又限定只能在圣诞和丹朱两家酒店消费。　　主编老莫有事，只能陪我们喝三杯酒。我们赶紧下楼，电梯像公共汽车一样，一站一站地停靠，从十楼到二楼一层也没落下过。在九楼时，我看见沙莎站在电梯门口。在六楼时，电梯门外站着的是局长。可惜没人上得来。　　主编老莫对局长连说了三声对不起。　　局长挺高兴地说，这么多漂亮女孩站在电梯里，看一眼不为少，看两眼不为多。　　师思嚷着要去圣诞酒店，她在头里走。大家都紧紧跟着。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圣诞酒店只是空有一个洋名，我们这些人哪怕撑死了吃，四百元钱也能搞定。好不容易让主编老莫放一回血，真放出来的却是一泡水。　　进了圣诞酒店，路过一处小包间时，师思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突然想起，一年前我曾请师思在这个小包间里，吃过一顿晚饭。当时，有个卖花的小女孩进来，几乎是耍着赖要我送一枝玫瑰给师思。我只好花十元钱买了一枝。师思接过去时，笑一笑便放在一边，临走时我们都忘了还有一枝玫瑰孤单地躺在沙发上。师思回头看我的这一眼，让我感到她是在说一年前就该说出的谢谢。　　坐下后，主编老莫看看手表，将陪我们喝三杯酒的指标减到两杯半。　　师思又看了我一眼，这才转向主编老莫说：“局长给我们下任务了，让去采访下岗职工。”　　主编老莫说：“这圣诞酒店就是下岗职工开的。”　　我说：“局长的意思恐怕是指那些下岗后遇到困难的职工。”　　主编老莫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昨天局里开会，还说各部门的工作都要以积极向上的格调作为主旋律。”　　师思说：“描写困难和艰难，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　　主编老莫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别人的叩机响，他也要将自己腰上的那东西掏出来看一眼才放心。他告诉我们，“猫头鹰”之所以在同类刊物中老压我们一头，那就是他们决不往国家大事上靠。国家大事有各级的党报党刊去关心，我们这类刊物只需关注那些熄灯上床后，还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想念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吃饭之前讨论的。它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弄得大家全无胃口，一种是大家像末日来临一样每个人都拼命地吃，然后急忙打包。好比前不久台北路上的一家公司倒闭，它的员工一个个全都斯文扫地，连用了三年的痰盂，都掖着裹着往家里拿。这事是沙莎给我讲的。她姐姐就在那家公司做文秘，平素见了客户，那语音比唱汉戏的名角陈伯华在台上说的话还好听。公司倒闭时，她因矜持晚动手了十几分钟，到头来只抢得五又三分之一瓶墨水，其代价是一只红色的卡丹奴皮包，连同皮包内的口红、话梅等，都被碳素墨水精制了一回。　　一想到这些，我便忍不住笑了起来。　　主编老莫立即正色地问我，是不是对杂志社的工作有了高见。我当然必须说明自己的笑与眼前一切无关。听了我的解释，除了师思不笑，大家都开心了十几秒。主编老莫由此感叹起来，认为天下女人都一样，像他老婆，可以在菜场为了五分钱的菜价，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转眼间就会上武汉广场，眼睛眨也不眨，甩出一千几百元钱，欢天喜地地抱回一件衣服。　　师思立即反驳说：“只有领导干部家里的女人才是这样。同菜贩子砍价，越是血肉横飞，越能显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武广的东西那么贵，不敢砍价是怕太招人显眼，被反贪局的便衣逮住了线索。”武汉人习惯将一些有名气的商家的称呼缩减。武汉商场、武汉广场、亚洲大酒店，在人们的嘴里一溜变成了武商、武广和亚酒。就连位于花桥的汉口商业大楼，也被精简为汉大。在此之前还有个汉阳商场被顺口叫作汉商。我总是从“汉大”的称谓上，听出武汉三镇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构成了这座城市生活中的方便。包括可以在车辆最多的解放大道上随意横穿。也包括可以在汉口绿化得最好的解放公园路栅栏旁随意小便，当然从市委大门左右各延伸两百米的地段除外。　　主编老莫叫着师思的名字说：“你是六渡桥的人，不应该有这种仇富心理。怎么去武广买东西的人，一下子都成了贪官污吏的裙带！”　　师思反唇相讥地说：“我又不是通过妹夫的关系从乡下来的，干吗要仇富。告诉你们，我正在想要不要下决心到汉正街找个千万老板，做他的二奶哩！”　　主编老莫说：“太好了，我们杂志可以免费帮你登广告。”　　师思说：“‘猫头鹰’的发行量比我们杂志多几倍，我还不知道谁比谁的效果好！”　　在杂志社内部，师思是唯一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主编老莫面前说话的人。那种通过妹夫关系进城的话，我们连与这意思沾边都不敢。否则，哪怕是最有市场的稿件，主编老莫也会将它退回或者永远留中，让你三个月没有一个字见刊。按规定，不仅本季度没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