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9日子夜来临之前，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巴克顾不得掏出手帕揩去脸上的汗水，便扑到电传打字机前，抢先发出了关于当晚中国——中国香港足球赛结束后出现“骚乱事件”的消息。在这则电讯中他突出了本身所经历的惊险场面：一群因中国队意外失利而怒不可遏的球迷围住了他的小轿车，“一位球迷对我大声吼道：‘谁好？中国，还是香港？答错了我宰了你！’”……他还报道，“这批闹事分子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开始砸汽车，大声嚷：‘外国人！外国人！’”　　像“5·19”这样一种突发事件，抢先发出的头一条消息往往具有无形的权威性。　　第二天，5月20日，中国香港报纸纷纷在头版报道这一事件，若干报纸突出了安东尼·巴克带头强调的所谓中国人的“排外意识”。《东方时报》在报道中这样描绘当晚的场面：“数以千计的球迷麇集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街道，高呼反外国口号，阻截外国人汽车和袭击在车上的外国人。”同日，台湾国民党“中央社”从中国香港发出电讯，幸灾乐祸地引用“香港某些球迷”的话说：“他们……对中共输球后昨晚北平发生的排外暴乱事件，表示震惊……他们发现中共在心理上无法承受败给香港队，而导致引发排外暴乱……因此他们对香港前途的忧虑，也更加深。”　　其实，足球狂热所引起的脱轨行为，近几年在北京多次出现，如1981年10月18日中国——科威特一役，中国足球队3比0获胜后，便有球迷截哄外国人小轿车；同年11月12日中国足球队胜沙特阿拉伯后，一些球迷拥向天安门广场，爬到受阻的公共汽车车顶，在上面狂呼乱舞，并从公共汽车的车顶上往小卧车的车顶上跳，使这两辆车的车顶被踩瘪；1983年7月1日中国足球队负于联邦德国曼海姆队后，一些球迷朝客方队员乱扔东西，并在场外阻止外国人乘坐的车辆开动。但是1985年的“5·19”事件，不仅中国香港和海外在第二天大表震惊，我国自己也极度重视。5月20日新华社电讯在历数了一帮“害群之马”在场内掷物哄闹、到场外任意毁坏公共设施和财物的错误行为后，用这样的语气说：“更为恶劣的是，少数人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故意拦截外国人的汽车，恣意辱骂……”并报道，有关部门领导人指出，“北京工人体育场发生的这一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北京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有损国格的事件，这种愚昧、野蛮的行为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北京市政法部门将依法严惩肇事者。”　　不知道安东尼·巴克在睡醒一觉后，是否感到得意。我们应当相信他那力求客观、公允的报道动机，但至少有一处，巴克先生的报道失真：他说球迷从看台上朝场内掷了西红柿，但事后经中国有关部门细心统计，从容纳8万人的看台掷进场内的物品，共计软包装汽水瓶2995个，汽水瓶156个，面包143个，半截砖头13块，苹果15个。当天西红柿在北京的牌价每市斤超过一元钱，而且并不好买。　　从球迷们入场开始，公安部门便开始拘留有问题的人，比赛中已拘留了30多人，后来在场外的大骚乱中又拘留了90多人，5月20日新华社正式宣布：“公安部门当场拘留了127名肇事者。”　　5月19日那一天，滑志明本来并不一定要去看足球赛。　　头天，下午，他本是非常快乐的。他在上午就完成了当天的定额，下午他在车间里晃了一阵，便跟组长打招呼，要提前“走人”。组长开头给了他几句难听的，可知道他这人一脖子惂油，一股邪气上来，兴许就跟人吵嘴动武，后来便默许了他的早退。他一溜烟地骑车出了厂，直奔澡堂子。工厂有淋浴室，可他怕提前去淋浴让“多管闲事的”指认他的早退。在澡堂子里他痛痛快快地洗浴了一番，把事先带好的一套衣服，从帆布包里取出来换上。出了澡堂子，他骑车直奔王府井大街斜对过儿的正义路。正义路是北京城区绿化得最早的一条林荫道。路当心的一溜绿化区，乔木、灌木、草坪和甬路组成了宜人的风景。　　滑志明到那里等他的女朋友。他们约的是下午六点钟见面。他去得太早，才五点五分。　　滑志明今年26岁，活了这么大，他没一个人散过步。他当然会走路，可不懂得一个人散步。在这林荫道上，既然女朋友一时还来不了，他可以推车散步，也可以锁上车离车散步，可他不会。他把自行车胡乱地一支，找了个座凳一屁股坐下，立刻掏出香烟，一根根地抽了起来。　　正义路林荫道上，在头年国庆节前安放了三座雕塑，一座名为“扫街”的清洁女工仿铜雕塑，在这1985年5月初已不知被什么人推倒，碎为三截；另一座名为“调筝”的弹琴女子雕塑，中指已被敲掉，还被人用红圆珠笔在额上点了红点，在脖子上画了项链；再一座名为“学习”的读书姑娘的雕塑，嘴唇被涂成了红色。滑志明就坐在那已被丑化的读书姑娘附近，可是他一点也不懂得仔细去观察周围的景物，所以那姑娘无论是洁白无瑕还是被玷污都引不起他的反应。他只想着他的女朋友小瑛子。　　他跟小瑛子是三个月前在电影院里认识的。他们交上朋友以后，他一直在小瑛子面前装出一副“老手”的派头，仿佛他早就用这种法子交过许多朋友。其实他心里清楚，就凭他那个条件，无论是“自由乱爱”还是依靠“红娘”，找对象本都是难上加难的。就在“5·19”事件前一周，5月13日的《北京科技报》上的“征婚”栏中，便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启事”：“她，26岁，未婚，身高1.6l米，大学毕业。本市某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品貌端正，健康善良，欲求30岁以下、本市工作、大专以上学历、开朗正派、1.7米以上未婚男青年为伴侣……”别的就甭说了，才1.61米的姑娘，便非1.7米以上的小伙子不嫁，难怪像滑志明这号1.65米的小伙子，常常让人戏称为“半残废”了！他这个“半残废”头一回大着胆子交朋友，便交上了个越瞅越可爱的小瑛子。小瑛子也1.61米，并且也“品貌端正，健康善良”，可她不仅不挑他的个头，也不挑他的学历……　　说来别人不信，滑志明就那么坐着抽烟，待了半个多钟头。他头脑里当然有思维，但也实在称不上什么胡思乱想。小瑛子提前十分钟到了。他们不懂得搞一些小把戏，如故意迟到啦，用一些闪烁的言辞勾起对方的嫉妒心啦，等等。他们实实在在地交朋友。当然，这天他们心里都浮起一个更深层的意识，就是他们已经在认认真真地搞对象了。　　小瑛子这天打扮得比以往细心，可滑志明没觉察出来。小瑛子却注意到滑志明穿上了一套以往没露过的浅咖啡色的“撒哈拉式”西服，西服里头是浅蓝色的衬衫，系着一条金红色的条纹领带。小瑛子乐呵呵地腻到了滑志明膀子上，滑志明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牛奶味儿。小瑛子是乳品公司的涮瓶子工，无论头发上、脸上、身上用了多少种不同香味的化妆品，她身上总突出着一股淡淡的奶香。滑志明爱闻这股味儿，可他没跟她表述过。他不大会表述超出思维表层的内心活动。这自然说明他是个憨人，可他内心里所蕴含的，不也有优美的朦胧诗吗？　　他们一块儿推车走出了正义路，在前门东大街南侧的松竹餐厅里吃了饭。滑志明要照例地点满一桌子菜，被小瑛子制止了。滑志明也便没有那样做。小瑛子的这一态度，暗示出她已开始把“他的钱包”看作“我们的钱包”。滑志明只粗粗拉拉地意识到她更“够哥儿们”。临到他们要一块儿骑车去滑志明家时，滑志明才告诉小瑛子：“今晚上让你乐个够，我请你看录像！”　　滑志明的父亲这天下班回家，一进屋就瞧见了一样刺眼的东西，他扬着嗓门问正在厨房里做饭的爱人：“电视机边上那是啥玩意儿？哪儿来的？”　　滑志明的母亲忙从厨房里出来，手里还举着油瓶子，因为知道老伴动不动爱犯急，忙掀动着嘴唇快速地解释说：“中午志明弄家来的。是跟他中学同学小猛子借的。小猛子他爸不是到日本工作好几年了吗？带了这玩意儿回来。是放录像的机子。我也跟志明说来着，甭借这个来家，鼓弄坏了赔不起，可他……”　　滑志明父亲无名火起，粗暴地打断她说：“不像话！越来越不成样子！你就惯吧！惯吧！……”　　厨房里的油锅眼看要出事，滑志明母亲只好暂且冲进去处理。父亲落座到购置不久的意大利式人造革沙发上，抖着手点燃一根香烟。如今满街都在卖法国式的、比利时式的、意大利式的人造革沙发，连奶品店里都撂着一大溜，所以滑志明父亲对这已经见惯的东西，用之心安。但放录机毕竟还很不流行，他狠狠地盯着那扁方的闪闪发光的机体，就仿佛是牧羊人面对着闯入牧场的怪兽。　　人的思维活动，有若干个层次。最表面的一层，是感官和知觉对外界事物的肤浅判断与朦胧的好恶；往下，是以具体功利为核心的一些算计；再稍往下，是以往个人经验以及作为群体成员的“集体无意识”的交织与化合。滑志明的思维就常常只具有以上几个层次，总体仍是浅薄的，所以可归于“浅思维”一类。滑志明的父亲自然不止于此，他至少还有如下层次：由个人和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出发，而达到对大社会的分析评判；由具体的评判而上升为趋于纯理性的思考；由一般分散性、随机性的思考，而跃升为一种哲理水平的思考……这各个层次的思维，往往不是由一层递变为另一层，而是转化为复杂的情感，交融在一起立体推进的。当滑志明父亲坐在那沙发上，眼睛盯着那放录机时，他的思维便立体推进着：放录机外观与性能的双重陌生感，以往听到过的私放黄色录像带的案例，“小猛子他爸”那种知识分子技术干部的入党、提升、出国、获实利，自家作为党政干部的宦囊羞涩与街头“二道贩子”们的得意忘形，“搞活”与“开放”所带来的他所判定的混乱与污染，自己作为党员对目前党中央方针路线的拥护义务与内心疑惑之间的痛苦感，必须严格按党中央目前的方针政策说话行动的高尚的自我党性约束所带来的神圣感，又伴随着连爱人、子女的思想也不能加以划一的痛苦感……这一切搅和在一起，起着化学反应，使他生理上血压升高，心理上失去平衡，感情上一触即发。因此，当儿子大大咧咧地回到家来，并且出乎父亲意料地带来个如同放录机一般陌生的女朋友——这事态一呈现于他的眼前，他便冲着儿子劈头盖脸地发作起来。　　父子冲突的情景读者当可想象，这里从略。母亲自然是这一冲突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小瑛子看在“伯母”的面上，没有立刻离去。可小瑛子确实很伤心。她不理解滑志明为什么事先竟没通知父亲一声，她今天是头一回走进这个家门。父亲对儿子的一番训斥，她几乎一句也记不住，但总体印象却使她受到一次强刺激——原来滑志明在家里这么没有派份儿。当母亲把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劝进儿子的那间小屋以后，忙掩上屋门，殚精竭虑来对付老伴：劝他吃饭，扶他到卧室休息，给他沏茶，为他温洗脚水，顺着他叨唠一阵儿子，最后再相机进言：“敢情志明交上朋友了，瞅着还不错嘛……志明这么个学历，这么个工作，这么个个头，这么个脾气，能交上就不错……干吗让人家一进门就赶上一顿熊呢？……”滑志明和小瑛子对坐在那间小屋里，滑志明光是闷头吸烟，小瑛子光是胡乱地翻一本盗印得很粗糙的《冰川天女传》。滑志明竟不懂得表达他的心思，也不懂得向小瑛子贡献必要的解释。后来小瑛子就走了。当淡淡的牛奶味完全消失以后，滑志明才想起来他也没跟小瑛子约定下回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滑家的单元里安静了好一阵。母亲本是每晚必看电视的，这晚却回避了。九点多钟，滑志明蓬着头发踅出了他的屋，来到过厅。他家的电视机搁在过厅里。滑志明决定放录像看看，解解心中的郁闷。他还没有一个人摆弄过放录机。他不记得他是怎么按键的了，反正无论他怎么放小猛子借他的那盘香港武打片录像带，电视机屏幕上总是一些空白。“他妈的！骗人！”他骂着小猛子，结束了放像的尝试。后来他就去睡觉。他并没有失眠。　　第二天，即5月19日这个将使他终生难忘的日子，一大早他便去小猛子家，还回放录机和录像带。他自然率先谴责了小猛子的不义，但小猛子比他更气急败坏——对方判定是因为他不会用机子，按错了键，将原来有像的录像带洗成了白带子！而那录像带又是小猛子向别人转借来的。滑志明愣了。他不记得自己当时都按了哪些键，他不立足为自己辩护。他觉得自己太不走运，太亏，但他没冲小猛子发作，他问：“赔，得多少钱？”小猛子告诉他得150块。他二话没说，离开小猛子家，回家从自己屋里取出180块钱，又赶到小猛子家，痛痛快快地递给了小猛子150块。兜里揣着30块，他没再回家，他骑着车满城乱转悠。　　我们从旁分析，可以认准他是要把窝在心里的浊气，找个渠道发泄。可滑志明自己没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他只是不想回家，他知道小瑛子家在哪儿，但他既然从未迈进过那个门槛（本来小瑛子跟他说好，下星期六晚上带他去的），他也没有硬闯的想法。他只决定熬过这个星期天，第二天往小瑛子单位里打电话。他不想一个人去公园，前面说过，他不会欣赏自然风景。中国美术馆正同时举办着几种美术展览，他也打那门口路过了，但他甚至都没有注意门口那些广告上宣布着什么展览正在举行。他有点想跳舞（只是有点，因为他个子矮，他知道腿长身材好的人跳舞才显得帅），但哪里有跳舞的场所呢？下饭馆，叫一桌子菜，喝两升啤酒，剩下一多半菜，然后扬长而去，曾是他的一种享乐方式。但自从有了小瑛子以后，他回过头去一想，也真没劲。那么只有看电影。美国立体片《枪手哈特》已经看过两回，不想再看。国产片《代号213》让他不称心，值当花3毛钱进电影院吗？他想找个地方玩玩电子游戏机，但想了半天，似乎只有中山公园里头才有；他已经骑车遛到了东单，也没兴致再回头往西骑。攘攘京城，竟没有一个能让滑志明顺顺溜溜排遣郁闷的去处！当他茫茫然骑过了建国门以后，他路过了国际俱乐部，路过了友谊商店，又路过了建国饭店和京伦饭店，他产生了一些浅浅的思维，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中国人是不允许进这些地方的。他想到了外币兑换券，想到了前些日子他跟小瑛子逛西单商场地下室的售货部，那里有外币兑换券专柜。他俩在一下楼梯的地方就遇上了一位“倒爷”，是专门倒腾兑换券的，那家伙下巴颏好尖，个头倒准在1.7米以上，一见他俩就.着眼说暗语，手上比画着兑换券和人民币的差价，他理也没理就带着小瑛子绕了进去。他开了眼，可他没那个购买力……他还想到了电视上见着的长城饭店，想到了小猛子的话：“人家广州只要你有钱，什么地方都让进！”想到了有一回偶然从人家手里一张《羊城晚报》上看到的大广告：“中国大酒店隆重贡献，张德兰演唱会……届时并有霹雳舞蹈团助演，轻歌妙舞，精彩万分，每位只收￥25及￥30……”记得当时人家跟他解释了那羊犄角是什么意思，可现在他仍旧搞不清……他骑过了那些地方，这样的思维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当他骑到大北窑附近时，因为街边上尽是个体摊贩，使慢车道上出现了许多慌忙去往的行人，不知怎么的他自行车的前轱辘碰了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那男人当即扭过头来，满脸厌恶，冲着他说：“你文明点不行吗？！”他千真万确没跟那人干仗，他下了车，没说道歉的话，可没吱声，这不就意味着他认头吗？可不知谁的自行车前轱辘又撞了他那自行车的后轱辘，他却本能地扭过头去，也没把那人看清，便瞪圆眼睛嚷：“你长眼了吗？”那人是个岁数跟他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两人当即吵了起来，一句比一句难听，可没吵大发。滑志明不记得有没有人劝，也不记得他都吵了些什么，单知道他已经拐到三环路上的时候，心绪坏得不能再坏。　　针对“5·19”中国北京的“足球骚乱”，美国《每日镜报》5月21日发表评论《乱扔砖头》，以猜测的口吻判断说：“这些足球迷是不是60年代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采取暴烈行动的红卫兵中感到失望的一部分人？”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估计。　　应当提醒一下世人，“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爆发的，其大规模呈现暴烈行动的年份是头3年，当时的红卫兵的主要成分是高中和大学生，年龄在17岁至23岁左右，到1985年，他们应当都是36岁至41岁的人了。但“5·19”事件中所拘留的127个“肇事分子”中，最大的才35岁，而且过30岁的仅仅数人，绝大多数是15岁至25岁左右的小青年，他们或者“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尚未出生，或者当时仅处幼年阶段，所以绝非“60年代……采取暴烈行动的红卫兵中感到失望的一部分人”。　　对“5·19”事件进行主观猜测的窃窃私议也出现于国内，首先出现于北京，而且，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更多地出现于并不迷恋足球，也几乎从不到球场去的中、老年人，其中不乏若干国家干部。“是不是与调价有关？”众所周知，5月10日起北京市开始对若干副食品实行上升的调价措施，这自然对所有消费者的心理都有一定的冲击，但其冲击度，大体上是与年龄成正比的，“5·19”事件中被拘留的127人中，已结婚成家的才不过几人，绝大部分甚至还没有对象乃至还不懂得恋爱，他们绝大部分人都还没有独立开伙生活，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从未去买过肉、鱼或蔬菜，他们中已参加工作的薪金虽然很低，奖金也不算太高，但因为一般都在家中白住白吃，所以他们手里并不缺少钱花，而他们的消费习惯与老一辈大不相同，他们更多的是考虑那东西可爱不可爱，而不大计较那东西是否便宜。总之，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事例，来证明“5·19”事件的爆发含有某种反现行物价政策的政治色彩。　　滑志明当晚去工人体育场看了那场足球赛。这倒并非纯属偶然。他本是喜好观看球类比赛的。对于这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赛东区第二大组第一小组的比赛，他之没有像以往那样热心地去搞票，原因之一，是他现在有了小瑛子，而小瑛子并不喜好看球赛；原因之二，是他觉得这回的分组，等于是白让中国队出线，没那么大看头。但当他在光华路的凤凰餐厅吃完饭，蹬车赶到工人体育场，并且用两块钱买到一张6毛钱的“退票”时，他心里还是挺高兴。国家队只要跟中国香港队踢平，就稳能出线，而中国香港队从未踢赢过国家队，今儿个晚上，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国家队不猛灌中国香港队球门一气才怪！滑志明挤进满满腾腾的看台，把自己放定，他看见远近一些看台上，球迷们展示着自己制作的横幅标语，有“中国必胜！进军墨西哥！”有“天津球迷进京助威”有“古仔加油进球！”（他愣了一下神，明白过来“古仔”说的是古广明），忽然全场气氛更加活跃，原来2台那边有人展开了一个自制记分牌，上头写着；“中国∶香港，2∶0”……他觉得胸膛里松快多了，他只等着国家队出场，通过一次次射网入门，帮他把应当发泄出去的淤气发泄出去……　　坐在滑志明右边的，是个花白头发的球迷，他是最地道的球迷。地道不地道的标志，不在是否每场都到场助战，而在是否时时去龙潭湖畔的国家足球队训练场观看心爱的队员们练球。这位球迷是只要时间允许，一准去看的。类似他这样的超级球迷北京大约有二三百人。他们常常是不等国家队的球员们到来，便提前到训练场外的铁丝网旁集中；待国家队开始练球的时候，他们便聚精会神地一饱眼福；国家队已经撤了，球场已经空了，他们有时还站在那铁丝网外，恋恋不舍地议论个没完；他们的心情，恰似有着一个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孩子的父母，随时想给这孩子煎两个荷包蛋，或催服一些花粉健美酥，在凝视孩子备考温书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慰藉，得到一种乐趣。不消说“5·19”这天他们是全数到齐了。滑志明右边这位，东西带得真全：袖珍半导体、高倍望远镜、自动折叠伞和最新一期的《足球》报。球赛开始以后，他始终边看、边听、边自言自语。坐在滑志明左边的，看样子是个中学生，他的屁股仿佛是个橄榄，要么不时地站起来，要么坐着左右摇晃，可他不招人讨厌，因为他舍得把折叠望远镜借给滑志明，并且时不时拿起一个花花绿绿的玩具小喇叭，鼓圆了腮帮子吹出一串子“嘟嘟嘟”的声音给国家队助兴。滑志明前头的一个小伙子，用手帕裹着两只鸽子，他是只等着国家队一胜，便要把鸽子撒出去庆贺的。　　整场比赛的过程中，滑志明并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他只不过好比一滴水，汇入了奔腾激荡的潮流。因为场上出现的场面，竟越来越出于几乎所有球迷的意料之外，那巨大的心理落差，便酿成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比赛更狂乱的“集体无意识”。呼啸声竟一秒钟也不曾停息，没有人指挥，但几万人一齐跺脚；当开场18分钟中国香港队往国家队网窝中罚入一球时，狂乱的浪潮奇妙地凝滞了一阵，仿佛